一、引言
隨著我國自身的國際戰略的需求、海外優質品牌和技術引進的需求、實現上市公司市值增長的需求、融資管道的成熟與金融工具的完善、政府的監管和支持，尤其是“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不斷深化，更多中國企業借勢積極佈局海外市場，提升國際競爭力[1]。
當前中國海外投資並購市場火爆，呈現出投資領域廣泛化、央企和國企占主導[2]、並購成功率不高[3]、發展中國家參與度活躍化、各國對海外並購的規制逐漸加強化[4]的特徵。而海外並購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國家政策、企業自身因素、東道國環境三個方面，其中，東道國環境因素包括了東道國政府的干預、法律差異化導致的企業並購成本提升、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存在等[3]。當前，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主要面臨著政治風險、立法不完善、準備不充分、整合能力不足等困境[5]。
因此，本文通過Wind資料庫調研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的整體概況，結合我國相關典型的投資失敗案例對具體原因進行深入剖析，由此提出對策和建議，旨在為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並購未來的發展提供參考。
二、我國海外投資並購現狀分析
根據Wind中國並購庫中的出境資料，本文從交易金額、集中行業、區域分佈等方面對我國海外投資並購相關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
（一）海外投資並購的交易金額及趨勢
2013年到2017年間，我國海外並購金額呈上下波動趨勢，2016年因單筆並購金額巨大達到歷史最高點，呈現出跨越式增長，而2017年並購金額有所下降，如表1和圖1所示。2014年與2016年增長迅猛，2014年相較於2013年增長287.07%，並購金額達5271.98億元；2016年相較於2015年增長192.64%，並購金額高達9548.18億元。2017年並購金額為4202.37億元，較2016年並購金額有所下降，降幅達55.99%。從並購數量上看，2016年並購數量總額並不突出，可以看出2016年並購金額劇增主要是因為個別並購事件金額巨大拉動。
2016年海外並購交易中單筆金額超過50億，共有28筆交易，總金額高達8156.55億元，相較於2015年增長295.36%。從2016年交易規模可以看出單筆交易規模大於50億的並購交易占海外並購交易總金額的85.43%，由此可見，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嘗試中大型的海外並購交易，如圖2所示。
（二）我國海外投資並購的行業分佈
我國海外並購行業主要集中于工業、金融、房地產、材料、資訊技術等行業，如表2和圖3所示。
工業領域中，2017年海外並購金額為854.63億元，較2016年下降34.03%，較2015年上升6.58%，占海外並購總體金額的22.18%。工業行業交易主要集中於運輸中的海運運輸交易以及資本貨物中的機械行業交易，其中，機械行業中工業機械相較於2016年增長220.33%，成為2017年海外並購的亮點行業。我國企業通過並購吸收海外企業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來促進自身企業的發展。
金融行業中，2017年海外並購金額為626.07億元，較2016年下降32.22%，較2015年上升60.57%，占海外並購總體金額的16.25%。金融行業交易主要集中于多元金融中的多領域控股交易，其較2016年上漲108.85%，我國企業正逐漸通過海外並購模式實現企業的多元化經營戰略。金融行業是自2016年以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的熱點領域，一些海外的金融機構經過金融危機的重創後元氣大傷，甚至很長時間無法恢復，試圖尋求外部投資者施助，而此時，中國一些金融機構穩步發展，有意通過海外並購開拓自身的海外市場。
房地產行業中，2017年海外並購金額為508.75億元，較2016年下降1.34%，較2015年上漲78.98%，占海外並購總體金額的13.20%。房地產行業並購交易主要集中于房地產開發交易，較2016年上漲132.66%。房地產行業最大金額的交易來自由萬科集團、厚朴、高瓴資本、中銀集團和普洛斯管理層組成的中國財團，以3.38億新加坡元每股的價格收購亞洲最大的物流地產巨頭普洛斯（GLP），交易總額約為160億美元。
（三）我國海外投資並購的區域分佈
我國參與海外並購的地域主要集中于華東、華北、中南地區，其中，北京、廣東、上海等省市海外並購數量與規模格外突出，如表3和圖4所示。
2016年在整體海外並購交易巨額增長的情況下，海外並購交易集中于華北、中南、華東地區，其中華北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達3739.28億元，較2015年增長270.64%，占2016年總體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的42.68%；中南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達2014.08億元，占海外並購總金額的22.99%；華東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達1486.18億元，占海外並購總金額的16.96%。
2017年華東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為1106.98億元，占2017年總體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的37.70%；華北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為684.20億元，占總體金額的23.30%；中南地區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為538.97億元，占總體交易金額的18.36%。
“一帶一路”倡議與跨境電商的發展為“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及東部沿海城市企業海外並購創造有利條件。從2013年至2017年海外並購總體金額與數目來看，海外並購主要集中於北京、廣東、上海等我國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以及山東、浙江、江蘇等沿海東部城市，特別是近年我國跨境電商的發展，促使浙江、江蘇等省市海外並購規模不斷擴大；新疆居於第五位，也得益於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發展，如圖5所示。
三、我國海外投資並購失敗的原因分析
企業海外投資並購面臨著政治、法律、戰略、財務、經營、整合等諸多風險[6]，因此我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普遍存在著成功率不高的現象。通過對我國企業海外投資並購典型失敗案例的分析，本文主要總結了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考慮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國家安全因素，各國監管和審查力度加強
由於國內外制度因素和監管加強，以及對國家和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國家安全考慮，我國海外並購受到標的企業所在國政府、機構組織和員工反對的影響。自2015年以來，未通過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的中資海外並購有20筆之多，且行業集中於半導體、製造業、金融等行業，如表4所示。
從美國CFIUS而終止的海外並購案例可看出，2015年以來，美國CFIUS終止的半導體海外並購有7筆。一是出於我國半導體行業技術不足但需求過高，二是美對於半導體行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從而導致我國海外半導體行業投資並購案例近年來數量增長。2017年11月全球最大半導體製造商之一的博通以1300億美元收購高通成為半導體行業乃至整個科技產業歷史上最大的並購案，此並購案被特朗普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而禁止，並被美國CFIUS審查不通過而終止。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期間，進一步增加中國企業赴美涉及科技類投資的難度，對中興通訊的制裁影響了中資企業通過並購換取先進技術的途徑，給我國企業海外並購帶來巨大的影響。2018年6月24日，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財政部正在起草規定，阻止中資持股超過25%的企業，收購涉及“對行業影響重大的技術”的美國企業。除美國外，其他國家也進一步加強海外企業並購的審查力度。2018年3月，天齊鋰業並購智利SQM公司，智利政府因擔心該筆交易會讓這兩家公司左右全球鋰市場而要求反壟斷機構阻止天齊鋰業對SQM股份的潛在收購；2018年2月，國家電網並購德國高壓電網運營商50Hertz，德國政壇擔心技術從德國流向中國而被禁止。
（二）我國企業自身對海外投資並購戰略研究尚不成熟
我國企業自身對於海外並購戰略的研究不成熟，存在並購前戰略目標不明確、並購後整合能力不足等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我國企業對在海外並購前缺少科學合理的戰略目標，過多的注重短期利益，而未考慮企業的長期戰略發展。例如2014年5月12日，日發精機為了加快收購義大利MCM公司，改變原計劃非公開發行股票的形式，通過重大資產重大重組形式，直接以自有或自籌資金來完成股權收購，最終在股價重挫之下收購失敗。第二，我國企業缺少對海外被合併企業以及競爭對手的充分瞭解，由於資訊不對稱和海外調研成本較高，在海外並購中缺乏核心競爭力。例如2010年7月，光明食品集團並購澳大利亞西斯爾公司（CSR）失敗，光明食品集團由於過於自信認為已經成為被並購方唯一的選擇，在臨宣佈收購完成之際將價格調低至16.8億澳元，恰好為其競爭對手提供了機會。第三，我國企業在海外並購後的文化整合、人力資源管理整合以及經營管理整合不利。
四、促進我國海外投資並購健康發展的建議
第一，完善關於海外並購的法律法規，完善國際產能合作融資擔保體系。企業提供全面的海外投資保險產品，可以有效提高專案的信譽和提升項目的可融資能力；同時，也要建立風險分擔機制以降低專案風險；加強與國際組織的溝通與合作更好地實現風險分攤和資訊共用；引入商品保險機構。
第二，企業要制定並購戰略定位以及合理選擇並購目標，按照企業實際情況以及並購國家綜合特點，完善並購整合工作，達到與被並購企業的優勢互補。企業要以切實降低並購風險因素為目標，合理對自身戰略定位進行制定，設定並購風險評價機制，結合市場變化特點，對自身資源優勢以及弱點進行審視，以便制定出科學化的並購計畫。
第三，企業要積極在事前與被並購企業所在國審查機構磋商，防範政治風險因素。企業可根據與審查機構的磋商情況判斷並購是否可以進行下去，特別是涉及半導體等科技敏感行業，待政策明朗後決定是繼續推進還是終止，從而把損失降到最小。
第四，強化公關活動，企業應加大與當地政府以及民眾之間的溝通力度。通過有效的公關活動，使政府、當地民眾能夠對中國經濟體制以及中國對外政策有更深入的瞭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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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經貿導刊》2018年29期
感謝作者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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