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國家級新區之間的政策紅利已經基本沒有差別，但“從區域內部而言，還是可以起到引領帶動作用，比如在西部地區設立的國家級新區，可借產業聚集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國家發改委近日全文公佈了《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其中“預期性指標”包括：到2020年，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與全國差距明顯縮小；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達到54%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5年的1.6868萬元增至2020年的2.6萬元。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注意到，西部地區的國家級新區有望在“十三五”期間再擴圍。《規劃》稱，將在符合條件的地區新培育若干國家級新區。目前在西部地區，新疆“城北新區”、廣西“五象新區”和內蒙古“和林格爾新區”屬於“待批”的國家級新區。
提出嚴格的“約束性指標”
我國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儘管國土面積占全國的72%，但其2015年的14.5萬億GDP，卻僅占占全國GDP總量的20.1%。
因此在上述《規劃》的進一步的細分指標中，西部地區GDP的預期性指標將由2015年的14.5019萬億，增加到2020年的20萬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由2015年的42.5%增加到2020年的45%，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則由1.2%增加到2.0%。
在經濟指標增加的同時，《規劃》還對生態環境改善提出了嚴格的“約束性指標”，如到2020年，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需要由2015年的50.6%提高到53.6%，而濕地44850萬畝的保有量到2020年不能減少。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注意到，作為為西部開發設立的“十三五”規劃，其中對欠發達地區的政策有所傾斜。如《規劃》稱，2020年前，在沒有教育部直屬高校的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將“各支援建設一所地方高水準高校”；同時，針對目前大量農民工從東部沿海回流內地的現象，《規劃》同時表示，將在西部地區地（市）級以上城市建立一批農民工綜合服務中心，為農民工提供權益維護等基本服務。
在空間開發佈局方面，《規劃》稱，將形成“五橫兩縱一環”總體空間格局，即構建以陸橋通道西段、京藏通道西段、長江——川藏通道西段、滬昆通道西段、珠江——西江通道西段為五條橫軸，以包昆通道、呼（和浩特）南（寧）通道為兩條縱軸，以沿邊重點地區為一環。
產業方面，《規劃》提出，培育符合西部地區實際的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新的主導產業。
國家級新區或再擴圍
《規劃》稱，將在符合條件的地區新培育若干國家級新區。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注意到，目前西部地區已經有重慶兩江、甘肅蘭州、陝西西鹹、貴州貴安、四川天府、雲南滇中等國家級新區，《規劃》中的上述說法意味著西部地區國家級新區將進一步擴圍。
《規劃》顯示，有三個國家級新區處於“待批”狀態，分別位於新疆、廣西和內蒙古。
其中，新疆的國家級新區為“城北新區”，廣西為“五象新區”，而內蒙古為“和林格爾新區”。
若上述三地的國家級新區均獲批，則西部地區的國家級新區數量將達到9個，即除西藏、青海和寧夏外的西部省、市、自治區均有國家級新區。
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表示，與最早獲批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相比，後來獲批的國家級新區獲得中央特殊許可權和優惠政策的可能性已經大幅度降低。
儘管國家級新區之間的政策紅利已經基本沒有差別，但易鵬認為，“從區域內部而言，還是可以起到引領帶動作用，比如在西部地區設立的國家級新區，可借產業聚集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就區域合作方面，《規劃》提出，推動區域間的“抱團”發展模式。
《規劃》稱，重慶、成都、西安、貴陽、昆明等西部地區中心城市加強經濟協作，探索合作機制。
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成都、重慶、西安、昆明和貴陽五市GDP總計4.32萬億元，其中成都1.2萬億元、重慶1.75萬億元、西安0.6257萬億、貴陽0.3157萬億、昆明0.43萬億。
成都社科聯主席楊繼瑞表示，成渝西昆貴5市均位於西部地區，且均為直轄市和省會級城市，經濟方面，這5個城市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總量大、產業集中度高、輻射能力較強，若能夠形成合力，則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除成渝西昆貴外，《規劃》還稱，支持重慶綦江、萬盛和貴州遵義開展渝黔合作先行區建設；支持川滇黔結合部打造赤水河流域合作綜合扶貧開發試驗區；支援甯蒙陝甘毗鄰地區完善協同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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