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購藥品中除治療癌症一類的仿製藥外，還有精神類藥物和“偉哥”；檢察院：對案件進行全面審查。
因代購未經批准進口的印度藥品，29歲的劉福應涉嫌銷售假藥罪，被江蘇昆山警方抓捕。
劉福應是湖北省黃岡市麻城市人，他因本身患有乙肝而接觸到印度仿製藥。在此過程中，劉福應發現印度上市了一款新藥“索菲布韋”，可以治癒丙肝，價格比正版藥便宜很多。劉福應的家人說，劉福應逐漸萌生從印度代購藥物的想法。
2017年，劉福應前往印度待了一個月，回國後開始通過網店代購印度藥物。因經歷和電影《我不是藥神》相似，2018年電影熱播時，劉福應和妻子說，他很糾結，想要放棄，“但是一直有患者家屬找他買藥，本來準備到年後就不做了。”
2018年12月26日，劉福應被昆山警方抓捕。劉福應的辯護律師周小羊表示，警方調查發現，劉福應所銷售的藥品有三類，除治療癌症一類的仿製藥外，還有精神類藥物和偉哥，且涉案案值較大。“他（劉福應）本人和我說，他代購的藥物中抗癌藥占絕大多數。”
負責批捕此案的檢察官向新京報記者介紹，案件目前處於批捕階段，還沒有移送檢察院，“他涉及的藥品比較多，各種各樣的藥物都有。”關於涉案藥品中的抗癌藥部分，檢察官表示，會關注到這部分，並對案件進行全面審查。
周小羊表示，嚴厲打擊假藥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這導致類似《我不是藥神》原型案例陸勇案屢屢發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議最高法以量刑指導意見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檢以批復的形式對類似藥品刑事案件進行從寬指導和調整，防止一刀切，適時修改《藥品管理法》，對藥品和假藥的定義作相應調整。
涉嫌銷售假藥
3月20日，湖北黃岡市麻城市下起小雨，29歲的曾銘（化名）牽著2歲的兒子，等待4歲的大女兒放學。自從丈夫劉福應出事後，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生活。每當孩子問起爸爸時，她安撫著，“爸爸出差了。”
此時距離劉福應被抓，已經有84天。曾銘說，2018年12月26日下午，黃岡當地一名員警領著幾名江蘇昆山的便衣民警突然敲門，進屋搜查，隨後將丈夫劉福應帶走，同時帶走的還有丈夫的電腦和手機。“員警對我丈夫說，家裡有小孩，我們就不給你戴銬了。”
劉福應涉嫌的罪名，是銷售假藥罪。
“我們之前也知道，劉福應在網上給他人代購印度藥物，以及各類印度物品，被抓前，他已經打算年後就不做了，所以囤了一批印度藥物，準備賣給病人做個過渡，好有時間去尋找其他代購。沒想到年前就被抓了。”劉福應的母親毛友珍在電話裡說道。
曾銘回憶，丈夫最初接觸到印度藥，是因為他患有乙肝，這給他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很多影響，也時常會感到自卑。他通過QQ群搜索“乙肝病友群”，並在病友的推薦下，開始吃印度的乙肝藥，相較於國內的600元每月，印度藥只需要100元每月，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為了治療乙肝，劉福應經常在網上查找資料，發現印度上市了一款新藥“索菲布韋”，宣稱幾乎百分百治癒丙肝，服用“索菲布韋”一個療程三個月，需要2600元左右，而正版藥一個療程大約需要十幾萬美元，且這種藥在國內未上市。
“乙肝無法完全治癒，需要服藥和定期檢查。這個資訊給了他希望，他持續關注印度藥，期待印度有一天也會上市治癒乙肝的藥物。”曾銘介紹，2017年，劉福應辦了旅遊簽證，獨自前往印度一個月的時間，找到當地的藥品市場。
接近劉福應的人士稱，劉福應此前在廣州的一家空調廠做品質檢測工作，每個月的工資三四千元。2014年，他和曾銘結婚，先後生下兩個孩子，相差不過兩歲。“當時他的工資不足以支撐兩個孩子的奶粉錢和撫養費，每個月還有2000元的房貸。”
印度的藥品市場給劉福應留下很深的印象。上述知情者稱，“那裡就像是一個菜市場，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這裡買藥，每天人都很多，當地人也在藥店門口排著隊，他找了一家正規的藥店，查看了資質，同時可以出具正規發票。”
回國後，劉福應在淘寶開了兩家網店，設置的關鍵字是“印度代購”，是買家提出需要代購的物品後，他再詢問印度的代理商，通過快遞將貨物從印度發往國內，他通常也會存儲一部分比較常用的印度藥物，根據患者需要，快遞發給買家。
在武漢，劉福應租了一間10平米的小房間，用於存貯部分印度藥物。2018年7月底，劉福應找到自己的表哥毛成峰，以每月2000元的報酬，讓他兼職幫著把藥品快遞給客戶。
毛成峰的辯護律師介紹，2018年12月26日，作為共同犯罪的嫌疑人，毛成峰也被昆山警方抓獲。律師表示，毛成峰後期才知道是藥，但上面是英文不清楚藥名、來源和用途，直到2018年11月初聊天時，才知道是走私過來的，不知是違法行為。
代購藥品種類較多
2018年7月，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此時劉福應代購印度藥物已經有一年多時間。
接近劉福應的人士稱，劉福應剛開始看了陸勇的案件，得知檢察院最後不予起訴，以為代購印度藥並不違法。後來看了電影，劉福應才明白代購印度藥的違法情況，他內心很糾結。曾銘回憶，丈夫當時也說過，不想再繼續做代購了，但還是有很多老患者要跟他買藥，他又繼續做了下去，直到被警方抓捕。
2018年底，昆山警方發現本地有人銷售精神類藥物，被江蘇海關查扣，在抓捕歸案後，對方供出上線劉福應。據初步調查，其涉嫌銷售的假藥種類較多，不光是抗癌類藥物，還包括萬艾可（俗稱偉哥）等，而且涉案案值數額大。
2019年3月28日，新京報記者電話聯繫昆山警方，對方表示，目前案件處於偵查階段，不接受採訪。另據負責批捕此案的檢察官介紹，案件目前尚沒有移送檢察院，“他涉及的藥品比較多，各種各樣的藥物都有。”關於其涉案藥品中，存在抗癌藥的部分，檢察官表示，也會關注到這部分，會對案件進行全面的審查。
在看守所會見中，劉福應也向辯護律師介紹，自己代購的印度藥品中，有三個種類，第一類是精神類藥物，第二類是偉哥，第三類則是抗癌類藥物。“其中抗癌藥應該至少在95%以上，這些確實都是真藥，而且還有10到20人，他們的藥我都是免費捐贈的。”
劉福應的家人稱，其中抗癌藥最多的是治療肺癌的“奧希替尼”，和治療丙肝的“索菲布韋”，以及治療白血病的“格列衛”等等。“格列衛”原研藥的價格是5000元一瓶，同樣療效的‘印度仿製藥’，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程勇賣500元一瓶，劉福應賣350元一瓶。”
對於銷售偉哥一類藥物，劉福應稱，是為了增加網店的銷量，其利潤很低。至於精神類藥物，劉福應稱，剛開始是昆山下家找到他要購買，此前他也沒有接觸過，詢問印度的商家後拿貨發貨。他也曾上網搜過，發現這些是二級精神類管制藥物，國內不允許銷售，他和下家說過，但對方堅持，他也就同意了。
“這些精神類藥物，在國內也多是學生考試或者學習緊張時購買，吃完的效果可以亢奮，注意力集中。”劉福應家屬提出，其實他的“印度代購”網店，主要是為了符合買家需要，除藥品外，也代購毛毯、手工藝品等各類印度物品。
新京報記者瞭解到，3月12日，檢察院已對劉福應和毛成峰申請取保候審做了羈押必要性審查，給出不予立案的決定。材料顯示，經審查認為，本案系比較複雜的共同犯罪，需要進一步查證，犯罪嫌疑人劉福應和毛成峰有繼續羈押的必要，不符合刑訴法第95條的規定，所以決定不予立案。
購藥患者的求情信
從2017年代購印度仿製藥開始，劉福應接觸了很多的病人，這些病人來自全國各地。
劉福應被抓後，家屬找到之前的一些購藥者，希望可以為他寫求情信。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幾位元通過劉福應代購藥物的患者家屬。電話中，幾位元買藥家屬表達了對劉福應的感激，使得他們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到印度仿製藥，家人服用後，病情得到緩解，並希望執法部門可以“從寬處理”。
來自廣東的李春華通過劉福應購買印度仿製藥，已有很長時間。
“2012年，我母親患有間質性肺炎，當時醫生說最多只能活五年時間，現在已經快7年了，母親的情況還可以。”李春華表示，當初是醫生推薦了一款名為“吡非尼酮”的藥物，但正版藥價格昂貴，大概是7000到8000元一個月。2017年，李春華找到網店代購劉福應，購買“吡非尼酮”印度仿製藥，價格是1000元一個月。在服用幾個月後，發現母親的病情得以控制，家人對此也心生感激。
“我們也知道代購藥違法，作為病患家屬，也能理解國家的規定是為了安全，但發現有人吃印度藥效果好，比國內藥價格便宜太多，肯定想盡辦法去買。”李春華知道，劉福應從中賺取差價，他認為“不管怎麼樣，做生意賺錢是應當的，畢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患者家屬因為無法承擔正版藥物的價格，找到劉福應代購印度仿製藥。嚴興軍的姨媽患有骨癌，需要服用一款名為“帕唑帕尼”的藥物。購買正版藥一個月需要1萬多元，通過劉福應購買印度仿製藥，一個月是3800元，服藥至今病情穩定。
“剛開始，我是通過在印度做生意的親戚代購藥。後來親戚生意不做了，又開始找劉福應代購。”嚴興軍表示，由於有親戚直接從印度帶回過藥物，也知道這款藥物在印度當地的價格。“我知道他沒加價多少，只有幾百塊吧。”
新京報記者在淘寶上搜索關鍵字“印度代購”，發現有大量商家代購各類印度藥物，商品評價中，有很多關於各類藥物的照片和評價，同時也包括偉哥一類藥物的評價。記者隨機聯繫幾家，詢問是否有抗癌藥，客服均表示，有此類藥物，具體可通過微信聯繫。
“此類案件頻發值得反思”
2018年，電影《我不是藥神》熱播後，各類藥神案進入到大眾視野。
2014年7月21日，電影原型陸勇，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被訴至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檢察院向法院請求撤回起訴。檢察官在決定不起訴的釋法說理書中說道：“如果認定陸某某的行為構成犯罪，將背離刑事司法應有的價值觀。”陸勇最終被無罪釋放。
2019年，重慶第五中級法院公佈了一起“藥神”案。對銷售印度版抗癌藥易瑞沙的被告人賀某、李某作出二審判決，決定對其免予刑事處罰。該案二審承辦法官盧俊蓮認為，被告人銷售未經批准進口的藥品，並從中謀利的行為妨害了國家藥品管理秩序，應作定罪處理。但由於其行為客觀上減輕了患者的經濟壓力，挽救和延續了部分患者的生命，從而認定其犯罪情節輕微，遂作出免予刑事處罰的裁判。
周小羊表示，嚴厲打擊假藥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這導致類似《我不是藥神》原型案例陸勇案屢屢發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議最高法以量刑指導意見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檢以批復的形式對類似藥品刑事案件進行從寬指導和調整，防止一刀切，適時修改《藥品管理法》，對藥品和假藥的定義作相應調整。
對於劉福應案件中，涉及的精神類藥物以及偉哥等藥物問題，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認為，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對於假藥的打擊非常嚴厲。無論是代購印度仿製的抗癌藥，還是其他精神類藥物，只要是未經法律批准生產進口的，從法律意義上來說，都屬於假藥。
羅翔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銷售假藥罪定為行為犯，也就是說，只要銷售假藥，就構成犯罪。不過隨著陸勇案的出現，2014年出具了新的司法解釋，對於銷售少量未經批准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後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如果銷售量大的話，肯定要追究法律責任。”
“現在中國還有很多購買印度仿製藥的，一種行為如果是社會生活所允許的，就不宜以犯罪論處，因此司法解釋有必要給予出罪。”羅翔建議，目前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藥品管理法》對藥品的定義進行修改，另一個是，把《刑法修正案八》中銷售假藥罪從抽象危險犯變成原先的具體危險犯。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朱巍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我國沒有經過藥監局審批的藥品就屬於假藥，有些在國外受到認可的藥品在國內並不一定被認可，劉福應所售藥品被認定為假藥沒有問題。
朱巍教授表示，中國藥品管理嚴格程度在全世界都位於前列，藥品方面問題頻出應該引發大家思考，藥品制度是否應該進行改革？“目前，我國實驗藥品投放市場週期過長，境外藥進口醫保無法覆蓋，且價格偏高。消費者自由選擇權應該被尊重，不應該把代購都放在銷售假藥範疇內，這樣把刑法規定的銷售假藥的行為理解得過於寬泛。”（記者 左燕燕 湖北武漢報導 實習生 王佳珺）
原標題：湖北“藥神”涉嫌銷售假藥罪 買藥人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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