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

專家建議儘快制訂國家層面的數字“一帶一路”規劃

新华网
2019-03-12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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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人類歷史進程,每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大都與科技進步息息相關。相對於蒸汽機、電氣、電子技術對人類生產方式和工具的革命不同,當前正在進行的數位化革命意味著對人本身的革命。

這一過程與核反應中的原子能釋放相似:社會的數位化融合如同核聚變,社會中原來零散的原子碰撞聚合,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個人的數位化如同原子的裂變過程。數位化的個體,基於智慧手機交互可以有意或者無意地創造全新的生產動能。人的數位化分離出了人類生產力不同方面,極大地釋放了人作為數位資源本身的能量,成為了各國關於未來全球發展的共識。大變局當中,中國是怎樣面對全球治理困境的?進行過怎樣的經濟治理實踐與創新?世界的目光正投向東方,希望看到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中國的數字經濟現狀

一是數字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逐步加大。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為26.7萬億元人民幣,較2016年同期的22.77萬億增長17.24%。數字經濟占國內GDP的比重由30.61%上升至32.28%。

二是數位生產內容急速增長。2010年以來,數位內容產業營收規模和產值加速增長,包含IP版權交易和授權衍生周邊在內的廣義產值,2016年突破5600億,2017年突破7000億。產業營收結構中,遊戲和新聞比重下降,影視、音樂、動漫占比上升,電競、直播、虛擬實境產品正在迎來大發展。

三是我國向世界提供了不一樣的數位化貿易平臺。未來20年,中國高達4億的勞動力將通過網路自我雇傭和自由就業,相當於中國總勞動力的50%。基於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了新動能平臺,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平等、公正的國際貿易數位基礎設施。依託“一帶一路”倡議和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國中小企業和個人能在中國的數位化國際貿易平臺上獲利。中國所提供的數位新動能平臺化發展模式,切實推動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更多國家的中小企業的自由貿易發展。

數字中國的建設及發展

可持續、創新驅動的數字經濟發展動能的雛形已基本形成。截至2018年6月,我國線民規模8.02億,互聯網普及率57.7%。其中手機線民規模達7.88億,線民中使用手機人群占比達98.3%。農村線民規模為2.11億,特別是近年農村4G網路大規模建設以來,農村的數位化進程對農村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中國是當前全球跨越城鄉數字鴻溝的典範。

相對於美國等西方國家早期以個人郵件系統為起點的網路互連,我們國家大部分線民,例如農村地區的線民觸網是從移動互聯和智慧手機開始的。這細微的差別契合了未來以移動計算為主體的數位化發展趨勢,在資料的可獲得性和流動性上具有天然的優勢。這一方面進一步刺激推動了例如5G等新一代資訊基礎技術的發展,另一面推動了我國大規模的社會分工的轉變,釋放出了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同時,我國當前的智慧製造發展成效明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企業數位化能力素質提升,為未來製造系統的自我更新奠定了基礎。根據德勤抽樣調研,我國當前約81%的企業已完成電腦化階段,具備了通過電腦化高效處理重複性工作,並實現高精度、低成本製造。二是智慧製造對企業的貢獻率明顯提升。智慧製造為企業帶來利潤企業占比,已經由2013年的14%提升到了2017年的33%。智慧製造利潤貢獻率明顯提升,利潤來源包括生產過程中效率的提升和產品服務價值的提升。三是工業機器人需求不斷增加,當前中國已經是工業機器人第一消費大國。

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數位主權與數位經濟發展有機結合模式,成功抵擋住了國際數字霸主贏者通吃的挑戰,建立了多層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位產業體系。在摩爾定律的衝擊下,跨國大公司憑藉雄厚的研發實力和快速的技術反覆運算,憑藉數位技術能迅速對全球市場進行快速拓展,形成對其他國家相關行業發展的實質性壓制。我國堅持把數字主權放在發展的第一位,為我國完整的數字產業鏈形成爭取了時間。以物聯網生態為例,涉及到硬體、軟體、雲平臺等多個產業鏈。雖然當前我國在物聯網部分高端晶片問題上依然存在掣肘,但自2013年以來,我國先後出臺了多項政策措施,全面推動我國的物聯網發展。特別是2017年1月公佈的《資訊通信行業發展規劃物聯網分冊(2016-2020年)》,已經成為我國物聯網產業未來五年發展的指導性檔。根據相關規劃,我國將加快推進移動物聯網部署,構建NB-IoT(窄帶物聯網)的基礎設施。同時我國還將加快推進物聯網與雲計算、大資料、人工智慧、5G、低功耗廣域通信網等新技術的加速融合,逐步形成物聯網開源創新生態圈。據網信辦資料,我國物聯網發展領跑全球,預計2021年中國物聯網平臺將位居全球第一。

中國把政府的數位化再造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並形成了多元化的政府—社會大資料產業發展模式。從國際情況來看,政府資訊化改造過程緩慢是普遍性難題。我國政府在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政府技術革新和數位化流程執行力強,目前已經形成了基於大資料的快速響應政府架構。

進一步完善我國面向全球化的經濟治理

(一)儘快統一數位GDP測算標準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有兩個最為鮮明的特點。一是動能轉換。數字經濟高速發展,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7.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超過20.3%,顯著高於當年GDP增速,占GDP比重達到32.9%,同比提升2.6個百分點。二是行業滲透差異較大。我國各行業數字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呈現出三產高於二產、二產高於一產的特徵。

為了更加全面客觀地評估我國經濟轉型和數位化發展進程,進一步加大對數位GDP測算相關的研究,統一相關標準是很有必要的。

(二)立足於全球價值鏈,逐步加大重點扶持行業的競爭力度

當前全球面臨經濟衰退,但全球化的進程並沒有停止,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全球價值鏈的時代。產品價值鏈各環節之間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跨國交易已經替代了產品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在給發達國家及其企業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也享受了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利益。但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並不均衡,我國企業要升級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需要適度引進競爭,不斷提高在國家市場中的競爭能力。

(三)儘快出臺國家層面的統一“數字絲路”或“數字一帶一路”建設戰略規劃

結合當前我國正在全面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我們建議在路上、水上和冰上“一帶一路”推出後,儘快制訂國家層面的數字“一帶一路”規劃。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當前我國缺乏對“數字絲路”或者數字“一帶一路”在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重複建設的情況出現。在當前“一帶一路”合作超預期的大背景下,我國已經為“數字絲路”的發展鋪墊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但同時也面對政治、宗教文化、法律體系差異等問題。這些層面的問題需要國家層次的推動與協調,這是企業參與“數字絲路”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在國家層面制訂“數字絲路”發展戰略,明確政府職責和企業規範,是當前我國“數字絲路”發展急需的指南針和方向標。

二是當前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經發展到一百餘個。“一帶一路”相關概念也已被廣泛接受和認可。針對數位化產品,建立“一帶一路”或者“數字絲路”產品認證體系,有助於作為中國製造整體品牌進行市場推廣。

三是加快5G和物聯網技術的融合,“數字絲路”發展的智慧財產權和技術標準是關鍵。一方面,技術市場的發展與推廣,與專利技術限制密切相關。物聯網領域的專利分佈非常分散,據統計,2017年全球物聯網專利數,三星、高通和LG位列前三。華為公司在物聯網專利方面排名第四,中興公司排名第六。分散的專利為我國進軍物聯網市場,推行基於物聯體系的數位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物聯網標準是建立物聯資料生態的關鍵。如前所述,實體公司要完成數位化的轉型,就需要發展自己的數位生態系統。例如設計屬於自己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建模和雲計算等。否則,如亞馬遜,穀歌和微軟等就會擠佔這個市場,而實體公司只能淪為硬體產品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由於物聯網具有多層次終端設備和廣覆蓋的特性,產品在連接和交互層面會出現在專利上的疊加和衝突。例如無人駕駛汽車和車載協力廠商設備關於資料交互的專利相容與衝突問題,這種類似在資料應用層的專利和標準衝突出現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因此結合5G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發展情況,儘快制訂出相關標準體系,並加快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建設是當前“數字絲路”比較緊迫的問題。

(四)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和智慧製造升級中的管理指導工作

調研發現,在企業智慧製造升級,特別是中小企業數位化轉型過程中,由於生產模式的大變革,企業即使完成了硬體上的升級,也會遭遇很多軟體方面的問題。例如管理模式的轉變等。特別是中小企業,在本身管理能力不是特別穩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指導和協助,對中小企來說會產生較大的幫助。

數位化企業轉型將面臨5個方面考驗。一是面向大規模流水線生產管理模式,向個性化、智慧化製造管理模式的轉變。二是人力資源管理逐步從針對簡單勞動者向知識型員工的管理模式轉變。三是由面向產品的生產模式向面向服務的生產模式的轉變。以往產品銷售完成,對於生產廠家而言產品資訊基本就終止了。但對於智慧化的產品而言,顧客購買完成產品,才是產品銷售(服務)的開始。生產驅動和產品資料(服務)驅動,對於企業全流程的管理和再造都是莫大的挑戰。四是產品戰略到平臺戰略的轉變。隨著工業互聯網、智慧製造技術的發展,不僅僅是改變了企業工廠內的製造過程,還改變了企業的組織形態。生產組織中的各個環節可以被無限細分,從而使生產方式呈現出社會化的特徵。例如以3D列印為代表的個性化製造和網路開放社區,將大大促進個人和家庭為單位的“微製造”和個人創業等分散的製造組織方式,形成“平臺+個人”的新製造業態。這種發展趨勢下,圍繞企業產品所構成的“生態圈”會成為未來製造企業競爭的核心競爭力。五是組織結構本身也在發生變化。生產模式的變化、人員情況的變化會改變傳統企業的“金字塔”結構。智慧製造時代,特別是“個人+平臺”模式的出現,會把“金字塔”組織結構倒過來,塔尖朝下。讓管理決策層承擔所有試錯責任,把底端技術人才托起到最上面的舞臺,將基礎創新導向與領導權責體系密切關聯起來。先優先技術發展,釋放一線人員的創新能力。

正如2018年APEC的主題“把握包容性機遇,擁抱數位化未來”一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創新實踐,必將為全世界提供可參考實踐的切實發展之路。(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教授;劉玉書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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