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正在極速轉向“人工智慧+”時代。中外學者往往用技術“爆炸”“奇點”“革命”等來描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的擴張速度及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
英國學者卡魯斯·蔡斯指出：“智慧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稱為技術奇點。對於人類來說，這有可能是驚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災難性的一刻。”而全球大眾傳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災難性”一面。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巴斯卡說“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而在當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時候，我們人類的尊嚴正在被機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學）”外，在AI引發的藝術文化生產革命中，這種尊嚴也正在被“冒犯”：電腦自動作畫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現在AI也可以作曲了……這其中的“現象級事件”似乎應該是微軟AI機器人小冰竟然開始作詩，並且還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樣的詩集。
AI發展帶來新型“盧德謬論”
現代人對於自己的尊嚴被冒犯所產生的抵觸情緒，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本能反應——對於闖入文藝創作領域的AI，傳統意義上的文藝生產主體，尤其是藝術家，目前的總體情緒大抵就是如此。這從他們公開發表的一些言論可見一斑。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抵觸可被理解為一種全新的“盧德謬論”。
“盧德謬論”（Luddite Fallacy）是發展經濟學中的觀點。19世紀，藍領工人認為在生產中應用自動化機器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進而導致失業率增加。現在這一觀念又在人類與AI的關係中得到了更加直觀的呈現。
對未知事物產生恐懼是人常有的另一種本能反應，這種恐懼與抵觸情緒交織在一起，會深刻影響我們對於AI的認知。這種複雜的情緒很早就被好萊塢電影工業充分利用，生產出一部又一部智慧型機器人威脅乃至取代、毀滅人類的科幻大片。近年來。隨著AI的爆炸性發展。有關智慧型機器人阿爾法狗、索菲亞等的商業噱頭在大眾媒體上瘋狂傳播。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AI的恐懼和抵觸,放大了對AI認知的“盧德謬論”。
藝術家普遍認為，沒有“情感”的冰冷機器所生產的 “藝術品”無法觸動人的審美情感並引發心理審美反應，因此不具有欣賞價值。但是，如果我們對上述觀點進行深入反思，會發現不少問題。假如沒有情感的“自然”所“生產”出的景物能引發人的審美參與，那麼由機器創作的“藝術品”未必就不能與人類進行審美互動。
根據“圖靈測試”原則，一個人和一台擁有智慧的機器設備被隔開，在互不相知的情況下進行隨機的提問交流，如果超過三成的測試者不能確定對方是機器設備，那就代表了這台設備擁有“人類智慧”。這種圖靈測試也可用來對AI所生產的藝術品進行測試，以證明AI機器是否具有審美智慧。AI可以模擬人的大腦神經或心理反應，其所生產的藝術品也能相應地引發人腦神經或心理的審美反應——這至少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能的。
我們可以質疑當前AI的思想或藝術創作能力，但是應該明白AI還處於“嬰幼兒”期，其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能力具有無限潛能，儘管在其成長過程中還需要人類提供説明。
面對全球對AI的認知狀況，只有人文主義情懷是不夠的，科學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論研究大有可為。
“機械原創”引發生產主體變革
AI對文化的革命性影響主要體現在文化生產工具的劃時代革命，而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首先要回溯現代文化生產工具的發展歷史。
本雅明經由馬克思對“機器體系”的批判提煉出“機械複製”概念，認為現代文化在生產工具上也表現為一種“機器生產”。在“印刷資本”或所謂“古登堡”時代，自動印刷機開啟了現代文化生產的“機械複製”時代，文字產品的大規模生產與傳播也開啟了文化消費大眾化進程。而大眾識字率大幅度提高意味著“文字”這種文化生產工具也越來越大眾化。
在其後的“電子資本”時代，廣播、電影、電視等使現代文化機器生產進入“電子複製”階段，文化消費的大眾化再次被推進，照相機、錄影機、答錄機等機械設備成為大眾更加容易掌握的文化生產工具。
20世紀末，資訊技術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成為當代先進科學技術的代表。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進入“數位資本”的“數字複製”階段，而“非智能化”的電腦、Web1.0依然處在本雅明所謂“機械複製”階段。
AI的出現標誌著電腦發展到“智能化”新階段，現代文化生產又一次向前跨越，進入全新的“機械原創”（Mechanical Production）階段，其劃時代的革命意義是基於“數字複製”的“數字資本主義”所無法涵蓋的。比如AI機器人小冰儘管依然是一種電腦軟體程式，但“她”不是在“複製”同一篇詩歌作品，而是可以不斷地“創作”出一篇篇不同的作品。如果說電視等機器主要引發的是大眾文化的“消費革命”，那麼AI引發的則是大眾文化的“生產革命”。
智慧自動化使“機器”在資本框架下成為文藝作品的“生產主體”，這對千百年來“人”在文化智慧生產中的“主體”地位顯然是一種挑戰乃至威脅，而傳統“人學”范式已不再完全適應於闡釋這種新文化現象。同樣互聯網發展到Web2.0階段，互聯網社交平臺技術不斷更新，大眾不再僅僅是文化資訊產品的“消費者”，轉而成為直接的“生產者”。它與智慧技術的融合，鍛造出現代大眾的超級文化生產工具即智慧手機，此前的照相機、錄影機、答錄機等眾多機器功能皆彙聚到智慧手機上，文化生產工具進一步大眾化。
人工智慧有待打破資本壟斷
“機器”成為“智慧主體”是在資本框架下，現代科學技術和機器體系不斷革命性、累積性發展的最終結果。在此之前，動能自動化首先使機器成為“動能主體”，而傳統的非自動化生產工具始終只是人的客體手段。自動化是使機器成為主體的前提條件之一，比如作為非自動化生產工具的鋤頭等就不可能成為“生產主體”；而另一前提條件是自動化機器被“資本”佔有和壟斷。只是在資本框架下或在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中，機器才能成為主體，才能對作為“體力主體”的藍領工人形成威脅甚至取而代之。只有揚棄這種資本主義應用進而揚棄私有制，機器才能被還原為真正意義上的客體——當時發動打砸機器的“盧德運動”的工人卻沒有自覺認識到這一點，最終形成所謂“盧德謬論”。
馬克思當年對自動化機器的批判,同樣適用於當前我們對AI的分析：如果說前者主要對物質生產產生影響，那麼後者則直接影響文化生產。從生產工藝上說，文化產品也開始被機器自動化生產。AI機器之於電視機、攝影機等，就如19世紀的機器體系之於鋤頭，如果前者威脅的是作為“體力主體”的藍領工人，那麼後者則直接對包括文化從業者在內的作為“智力主體”的白領工人或知識勞工產生威脅。
馬克思曾辯證地指出，動能自動化在威脅工人的同時也開啟了把體力勞動從其雇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同樣AI在威脅知識勞工的同時，也將開啟把文化生產等智力勞動從其雇傭形式中解放出來的進程。面對AI作為“智慧主體”日益加劇的威脅，許多中西學者提出了人——機互動、並生、共存等方案，但是不緩解資本對AI技術及其發展的壟斷，這種美妙的方案恐怕難以真正實現。（作者：劉方喜，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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