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以來，美國高調重返亞太，這對中國的海洋戰略構成了一定壓力，在此背景下，重視西向戰略，重視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不僅能夠有效地進行戰略緩衝，緩解地區緊張局勢，而且能夠創造戰略機遇，促進地區發展。在此過程中，毗鄰中西南亞八國（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新疆是我國最大的沿邊自治區，獨特的區域位置決定了新疆必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通道以及核心區。
一“一帶一路”的邏輯：“節點—網格”秩序
是否有成熟的理論可以概括“一帶一路”的學理基礎或邏輯，或者說“一帶一路”的自身邏輯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關理論？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既需要邏輯也需要原理論。從內涵來看，“一帶一路”是對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超越。世界體系理論的邏輯是“中心—邊緣”秩序，而“一帶一路”的邏輯是“互利共贏”，即通過互聯互通將邊緣地帶打通成為節點，節點之間形成網格，每一個國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國家在網格體系中實現公平與普惠（詳見下表）。在過去五年，“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明顯特徵，那就是大多數重點項目建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如中亞五國、中東歐十六國等，而且這些國家很多是“內鎖國”（land-locked country)，如東南亞的老撾、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中東歐的捷克等。中老鐵路、亞吉鐵路、中歐班列等使這些“內鎖國”可以聯通海洋，變成“陸聯國”（land-linked country)，實現了陸海統籌，由此共用全球化的紅利與福祉。
雖然有人認為中歐班列運量有限，純粹是“形象工程”，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其意義重大。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已超過1.1萬列，開行中歐班列的地方城市達到45座，目的地包括歐洲15個國家、亞洲11個國家，運送貨物92萬TEU(標準箱)。雖然中歐班列尚未達到海運的規模，但從國際關係層面和從全球公共產品層面來看，其對地緣政治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不是大國博弈，而是使途經的國家能夠同時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實現真正的開放與全球化。波蘭前總理瓦爾德馬·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認為，中東歐16國是位於德國和俄羅斯之間潛力巨大的地區，“一帶一路”有效促進了歐洲與亞洲的貿易。他說，原來這些國家靠海運，但時間漫長，中歐班列的開通對中東歐國家特別是不靠近海洋的國家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歐亞一體化（Eurasia）這個概念原來離中東歐國家很遠，現在感覺很近了。
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把歐亞非三大洲合起來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個島，並稱之為“世界島”，把歐亞大陸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心臟地帶乃兵家必爭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歐班列大多數經過這一地帶，這些班列如同歐亞大陸的“動脈”以及“毛細血管”，使城市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國家之間的活力逐步增強。
“一帶一路”宣導新型的國家關係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上，“一帶一路”強調“互利共贏”，秉承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的原則，不追求霸權地位。在文化上，“一帶一路”價值觀強調“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認差異，不是要改造對方，而是要在個體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實現集體的文明互鑒，並據此構建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總之，“一帶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讀，而是要有“原理論”闡述；不能總是講“一帶一路”不是什麼，而是要講清楚“一帶一路”是什麼，即它的具體內涵以及衡量指標究竟是什麼。本文認為，“一帶一路”的邏輯有三個層次：一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三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產品。每一個層次都各有主體側重、衡量指標以及理論基礎（詳見下圖）。
二 我國民族地區把握“一帶一路”機遇的經驗分析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族地區逐步由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向高品質發展模式邁進。堅持實施對外開放戰略是實現其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當前，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發展實現了新突破，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引領，以全面開放新格局為目標，以實現陸海統籌、東西互濟的開放格局為路徑，將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通過多元主體的共同努力，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切實推動民族地區健康、穩定、快速發展。
（一）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的路徑與模式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至今，在沿邊開放政策的帶動下，我國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2年我國同蘇聯開始恢復經貿往來至1999年止，以新疆口岸重新開放為標誌。這一時期國家陸續頒佈了促進沿邊地區開放而制定的政策法規，廣西、雲南、內蒙古等數個邊境省（區）的口岸得到開放，西部沿邊地區對外貿易穩步發展，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拉開序幕。
第二階段起始於2000年持續至2012年。在這一階段，我國相繼開展了西部大開發和富民興邊戰略，涉及了民族地區所有省（區、市），國家出臺了諸多專業性優惠政策，使得對外開放進程逐步加快，地區開放水準顯著提升。
第三階段從2013年起至今。在這一階段，我國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民族地區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格局進一步朝著高層次、多途徑、寬領域的方向邁進。經過40年的探索奮進，民族地區形成了獨特的對外開放路徑與模式。
1.沿邊沿海的民族地區，憑藉獨特的自然條件與地緣優勢，打造交通樞紐、文化科教和商貿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國外的貿易和交往平臺，形成了經濟輻射中心，提升了區域經濟發展品質，促進了與周邊國家的交往與合作。廣西以推動區域聯動發展為主軸，構建了中越“兩廊一圈”合作、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和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融入了中新陸海貿易新通道建設，加快了中國—東盟資訊港建設，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與東盟國家的近50個港口建立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路，從而打通了面向東盟的交往通道。雲南是我國連接東南亞、南亞的國際大通道，對外開放模式注重發揮橋樑紐帶作用，致力於聯通中國、東南亞、南亞三大區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與交流，通過舉辦中國—南亞博覽會，促進了中國與南亞各國的經貿交往，對內開放則主動服務和融入長江經濟帶建設。新疆以打造對外開放核心區為目標，在陸路運輸和國際航空港建設領域獨樹一幟，積極參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舉辦中國—亞歐博覽會，深化與周邊國家科教文衛和旅遊、人文領域的合作。內蒙古以雁陣模式搭建對外開放架構，著重發展農牧業及其衍生產業，著力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推動鐵路運輸和口岸、開放試驗區建設，借助中蒙博覽會平臺，深化對外貿易發展。西藏以強化口岸聯通引領對外開放，推進面向南亞開放重要通道建設，著重推動與周邊國家的邊境貿易合作，借助中國西藏旅遊文化國際博覽會平臺推動農牧、旅遊、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由此可見，邊疆民族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積極搶抓機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
2.深居內陸的少數民族省（區、市），憑藉自身突出的優勢資源，構建戰略通道，打造樞紐省（區），建設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促進內陸地區的對外交往與經濟發展。寧夏以構建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目標，憑藉突出的人文優勢資源，以中阿博覽會為機制平臺，促進了我國與阿拉伯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建設面向南亞、中亞、西亞的物流運輸通道和商貿物流中心，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支點，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態環保為基調的對外開放模式，緊抓清潔能源示範省建設機遇，融入國家自貿區戰略，打造特色輕工、新能源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以青洽會等對外開放新平臺促進重大經貿文體活動的國際化、專業化、市場化水準。貴州形成了產業鏈條的對外開放模式，依託西南陸路交通樞紐區位優勢，利用中國—東盟自貿區、大湄公河次區域等平臺，參與東南亞、南亞等國際區域合作，融入中新陸海貿易新通道建設，擴大酒博會等品牌國際影響力，圍繞先進製造業、大資料電子資訊產業、現代山地特色高效農業等產業鏈實施對外開放。
（二）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族地區根據國家相關政策，憑藉區域內資源優勢，已步入穩定快速發展階段。然而，我國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水準與東部省（區、市）相比，無論數量還是品質，都存在較大差距。正確認識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存在的問題，是保證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增強當地民眾幸福感的重要條件。
1.缺乏結構合理的產業支撐。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產業佈局不合理。地區產業結構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前，民族地區第一產業比重較高。例如，2017年我國民族地區第一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分別為：廣西14.25%、雲南13.98%、貴州14.92%、新疆15.49%、內蒙古10.23%、寧夏7.56%、青海9.02%、西藏9.37%；東部沿海部分省（區）第一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分別為：上海0.33%、江蘇4.75%、浙江3.90%、廣東4.22%、福建7.56%。由此可見，我國民族地區第一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遠高於東部沿海省（區）。其二，民族地區基本無現代產業基礎。由於民族地區缺乏附加值較高的產業發展，導致地區產業發育程度不高，對外出口的大部分產品來自內陸地區，沿邊靠海的少數民族省（區）雖起到了較好的橋樑通道作用，但遠未形成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聚集群，難以有效推動區域經濟持續增長，傳統的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輸出低價格消費品而獲取礦產能源的貿易模式顯然不能滿足區域經濟發展需求。其三，經濟產業模式較為單一。目前，拉動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產業大多集中在“通道經濟”層面，能源經濟也成為一些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主打口岸經濟、中歐班列等經濟專案，但仍然無法構築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基礎。
2.經濟發展水準與開放層次較低。1983年以來，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推進速度驚人，但與東部沿海省（區）相比，差距依舊明顯。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974元，而我國民族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較低，如廣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904.76元、雲南為18348.34元、內蒙古為26212.23元、新疆為19975.10元、青海為19001.02元、貴州為16703.65元、寧夏為20561.66元、西藏為15457.30元。上述資料顯示，除內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外，其他民族地區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其居民購買力和富裕程度與東部地區相比，均呈現落後之勢，這從側面反映出其經濟發展的滯後性。另外，由於一些民族地區周邊國家大多屬於經濟發展水準不高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相對狹窄，產品需求層次也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國民族地區出口產品以低端和輕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進口也主要以礦產和能源等初級產品為主，致使對外開放層次較低。
3.高精尖人才依然匱乏。由於長期封閉造成的資訊閉塞不暢，使得民族地區居民的思想方式、價值觀念、商品經濟和市場意識長期落後東部沿海省（市、區）。加之，自身教育基礎落後，人才培養難度較大，難以滿足對外開放和經濟交往對複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約和阻礙了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步伐。
4.依賴物件國和物件區域的慣性較強。我國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擁有較中部和東部地區更為複雜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對外開放肩負著更多的任務要求，物件國和物件區域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成為民族地區實施對外開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這種“依賴慣性”決定了我國大部分少數民族省（區、市）對外開放的基礎較為脆弱，該類型開放易受物件國和物件區域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戰略影響，從而制約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三）新時代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的建議
1.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全球產業鏈加速轉移的背景下，我國民族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需求強烈。由於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發展基礎特殊，其產業發展不僅是簡單的通道經濟、能源經濟以及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而且是注重發展培育具有民族地區特色的產業發展模式。以開放特區深圳為例，其作為“試驗田”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經歷了從簡單商品貿易、外向型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三個發展階段的升級，到現在重點明確文化產業成為第四大支柱產業的新定位，其發展模式的關鍵點是工業企業與生產型服務業企業相互助益。深圳既有國內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通訊巨頭——華為，也有優質的金融服務企業——招商銀行、平安保險，還有快遞行業領頭羊——順豐。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對外開放建設展現出生力軍特點，國有企業作為對外開放的主要推動力量發揮著主力軍作用；同時，多業態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為民族地區外向型企業發展提供了借鑒。
2.在文旅產業領域“做文章”“下功夫”。這是世界發達國家優化產業結構的普遍模式。比如義大利，近年來旅遊業的迅速發展，為當地第三產業帶來了持續的增長動力。有資料顯示，義大利旅遊業產值占國家GDP的近12%，為12.8%的義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崗位。2017年義大利時尚產業、奢侈品產業產生的附加值達242億歐元，占義大利製造業總附加值的10%，從業總人數達50萬人，約占到義大利總就業人口的15.5%；2017年義大利時尚系統的貿易順差高達200億歐元。由此可見，以文旅產業支撐國民經濟的發展模式是發達國家優化產業結構的突出特點。我國民族地區有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資源，但是文化資源的產業化、品牌化與國際化程度不夠，導致我們有功夫、有熊貓，但沒有“功夫熊貓”。因此，要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資源，對文化資源的開發要做到精耕細作、精准供給，改變以往的大雜燴式的打包供給；要通過品牌性論壇以及職業教育、技能培訓真正孵化具有民族地區特色的藝術大家和藝術產品；同時，集中創建有市場前景的重點文化產業專案，形成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助力產業結構優化的獨特模式。能源資源越用越少，文化資源越用越多。民族地區應根據當地實際，逐步走出一條以市場運作為主，以全面開放倒逼改革、帶動創新，逐步形成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帶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
3.搶抓“一帶一路”為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帶來的發展機遇。其一，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區域發展規劃，突顯平臺作用。選擇與區域實際相適應的開放模式和路徑，對於提高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水準至關重要。2015年國家頒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強調了新疆、寧夏、內蒙古、雲南、廣西等省（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並為其初步指明了發展方向，明確提出發揮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博覽會等平臺的建設性作用。迄今為止，中國—東盟博覽會共舉辦了200多場會議論壇，促成了一大批重大項目合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合作機制，為各領域的資訊交流和工作銜接提供了廣闊平臺，促進了雙方更深入的溝通交流與互惠合作，真正實現了“10+1大於11”。中國—亞歐博覽會已經舉辦五屆，先後有30位元中外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及1100余位元中外部長級嘉賓出席，遍佈五大洲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0多家企業參展參會。國家有關部委先後在中國—亞歐博覽會舉辦政治、外交、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高層論壇和專題活動50餘場次，共集中簽約內聯項目總金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對外經貿成交總額近300億美元。中阿博覽會舉辦了五屆，共有29位中外政要，336位中外部長級官員，140位外國駐華使節，8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機構，139家大型商協會，6500多家大中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的代表以及4.7萬多名參展商、採購商參會參展，為推動中阿經貿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上述展會已經成為民族地區對接“一帶一路”的品牌性專案，是實施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其二，合理利用“一帶一路”建設配套的相關要素，展現聯動作用。高鐵經濟、中歐班列、文化產業等諸多要素，有可能將以往所謂改革開放的末梢升級為新時代對外開放的前沿。由於建設資源的有限性，我國民族各省（區）在制定實施政策過程中還應加強溝通，促進資源合理配置，進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其三，利用“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區定位發揮帶動作用。判斷 “一帶一路”倡議核心區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該地區是否存在“產業化、品牌化、國際化”的企業，這些企業是否具備“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的基礎條件。企業發展關乎民族地區的稅收狀況，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更是有效促進民族工作持續推進的支撐點。如果民族地區缺少優質企業，不僅不能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區，必然影響民族的團結進步。當前，我國民族地區企業分佈呈現出國有企業占比多、民營企業占比少、“世界500強企業”寥寥無幾的現狀，企業建設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4.推動精准扶貧做實走深。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大力推進精准扶貧戰略，致力於解決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但西部地區依然有近1100萬少數民族群眾處於國家貧困線以下，主要集中在新疆、雲南、貴州等省（區）。在當前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西部民族地區扶貧工作仍在法律制度供給、管理體制、識別機制、監督機制等方面存在諸多現實困境，影響了扶貧的效果，延緩了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發展進程。很多民族地區的幹部認為，民族地區的關鍵任務不是開放，甚至認為開放會“引火焚身”。有一次筆者去西部開會，主題是“一帶一路”。當地一位幹部說，本省的核心任務是精准扶貧，不是參與“一帶一路”。可見，這一思想不是一個縮影而是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它不僅不會推動精准扶貧工作，反而會限制脫貧進程。
5.探索民族地區對外開放人才培養的新路徑。其一，加強整體規劃，專門出臺民族地區對外開放人才規劃或綱要，對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涉及的人才進行科學分類梳理，推進人才隊伍建設走向制度化、規範化和常態化；其二，對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型人才，分級建立省市縣等人才資料庫，為對外開放人才建設提供資料支援；其三，促進東部地區為民族地區提供人才支援，建立由省（市、區）一把手掛帥的省級決策諮詢機構，彙聚八方英才，為民族地區科學決策提供“金點子”，發揮“最強大腦”效應；其四，重視海外華人華僑資源優勢，引導更多華人華僑專業人士到民族地區發展和創業。在政策給予傾斜，鼓勵華人華僑在民族地區開展科技合作交流、技術指導等活動，支持其選聘為相關行業顧問，為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建言獻策。
6.加強對全球民族事務發展演變規律的研究。民族地區對外開放是我國實施對外開放視域下的區域協同開放，與全球民族事務發展演變息息相關。為保障我國民族地區安全穩定和繁榮發展，以及對外開放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尊重，既要促進社會公正，又要消除國際合作對民族事務的負面影響。有鑑於此，應進一步強化對民族事務的學術研究，加強民族事務的智庫建設，從而在國際民族事務上發揮建設性影響，提升在世界民族事務話語體系建設中的學術貢獻。
三政府是主導，企業是主體，建設國際化核心企業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中央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做了一個清晰的概括——我們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要實現強起來，沒有像樣的企業是不可能強起來的。就中國企業國際化水準而言，“補短板”主要有兩組內容、六大關鍵字：一組是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另一組是產業化、品牌化、國際化。
（一）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
過去十幾年，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國際市場走出去容易，走進去、走上去難。目前，國內企業“走出去”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海外拿專案、賣產品或置換能源，給國際社會的印象是“中國人來了，中國人走了，中國人又來了，中國人又走了”，很多反應是物理反應而不是化學反應，沒有產生共振。所以，企業更多需要思考如何在標準、資質、智慧財產權等“軟聯通”方面發力，即“走進去”，以及如何在文化、理念、價值、管理經驗等方面實現全球共振，即“走上去”。
中國企業國際化佈局有三個階段——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第一階段，中國企業“抱團取暖”，通過“一帶一路”實現“借船出海”。這一階段主要解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問題，但短板是中國企業還是“紮堆”存在，本土化程度不高，與駐在國的融入不夠。第二階段，中國企業“由點及面”，通過綠地投資解決技術、資質、智慧財產權、標準等“軟聯通”問題。這一階段主要解決中國企業“走進去”的問題，要在關鍵技術、關鍵原材料、關鍵工藝等領域發力。第三階段，中國企業要提升軟實力，在文化、理念、價值觀等無形的領域發力，通過價值共振，增強“一帶一路”的“通心能力”。這一階段主要解決中國企業“走上去”的問題，中國企業不僅要關注靚麗的銷售資料，也要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以及“一帶一路”的欣賞與認同。
在這個問題上，本文以新疆地區為例給予討論。當前，新疆的企業發展就面臨著轉型升級，筆者對此提出四點具體建議。
第一，擺脫“汗水經濟”“飛地經濟”“通道經濟”“能源經濟”模式，走向智慧經濟、品牌經濟。應鼓勵新疆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區，如江蘇無錫紅豆集團在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浙江華立集團在泰國建立的羅勇工業園區等可供新疆企業學習借鑒。但總體而言，境外經貿合作區所實現的物理反應多，化學反應少。筆者在埃塞俄比亞、越南、柬埔寨等境外經貿合作區調研時發現，諸多園區的入園企業多以勞動力密集企業為主，主要業務是為歐美名牌企業做代工，其社會貢獻主要是為當地居民解決就業，但中國企業自身發展基本上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汗水經濟”。因此，要以境外經貿合作區為基點，由點及面，增強綠地投資比重，走智慧經濟、品牌經濟的路子，要真正有利於提升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能力。
第二，要建立多元主體開發模式。目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合作進行境外園區開發的還比較少，要鼓勵駐在國或第三國企業以入資入股的方式參與“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要增強各方的經濟粘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特別是要加強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協力廠商合作，積極吸引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企業入園。義大利的普拉托，可以說是沒有圍牆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此種模式值得持續關注與研究。普拉托常住人口為19萬，其中3萬多是移民（記錄在案），而移民中近2萬是華人。華人的努力加上義大利人的時尚創意使這一小城成為歐洲最大的紡織與服裝中心。華人企業對該地區的GDP貢獻達14%，這裡原來多是面料企業，現在生產服裝，華人把這裡的產業鏈拉長了，使得各方的經濟粘性也增強了。
第三，增強中國企業文化軟實力，切實提升“軟聯通”能力。中國企業比較擅長做通路、通電、通水、通氣等“硬聯通”專案，為了能夠在國外地區獲得持續性發展，中國企業既要通商脈，也要通文脈。為此，要建立“一帶一路”企業以及專案的動態評估機制，通過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隨時為企業發展把脈，及時調配資源、解決問題。要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落地專案進行科學引導。目前，加工業、輕工業或製造業類型的合作基本飽和，要根據相關國家的實際需要，儘快打造現代農業、文化產業等類型的“一帶一路”合作，並為企業提供系統的培訓服務與戰略諮詢服務。中資企業的特點是建設能力長於運營能力，為彌補這一短板，園區建設要為企業提供專業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
第四，避免“簡單重複”，儘早打造旗艦專案。新疆的傳統思維慣性是面向中亞五國開放，但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要有需求導向式發展思路，要在東南亞、中東歐甚至非洲、拉美髮力，只要有需求，新疆企業都可以精准對接。要鼓勵新疆企業帶動西北五省企業的集群式發展，但要避免“簡單重複”，避免企業之間相互懈力，要形成合力。故此，建議在全球重點區域、重點國家，打造一兩個旗艦專案，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總之，“一帶一路”不缺產品，缺精品，要精准定位、循序漸進，“點穴式”地解決中國企業特別是新疆企業國際化佈局的關鍵問題。
（二）產業化、品牌化、國際化
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入發展以及科技的跨越式進步，現代企業的經營模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企業的產品可以是實質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發展的關鍵是產品必須具有品牌價值，這是企業走向國際化的基礎。1954年，美國的《財富》雜誌第一次對“世界500強企業”作了排行，中國內地沒有一家企業上榜，直到1989年，中國銀行才首次入榜。1995年，中國內地也只有3家企業上榜，而日本當年就達到了149家。2015年，中國企業首次“破百”，有106家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可以說中國只用了20年走了其他國家一個世紀該走的路。之後，中國企業以每年5家遞增的速度進入“500強榜”，2016年110家、2017年115家、2018年120家。從2015年開始，世界上只有中國和美國能夠做到超過100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不過從結構上看，入榜的中國民營企業相對較少。例如，2017年，在中國的115家“世界500強企業”當中，民營企業只有20家，民營企業的生力軍作用體現不足。另外一個特點是，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很難，但掉榜很快，有些上榜企業僅一年就掉榜，如安邦、華信能源等。
另一個世界級的榜單是“品牌價值100強”，該榜單看的是企業的軟實力，就是企業文化、企業品牌、企業品牌價值。2018年，《福布斯》雜誌公佈了“品牌價值100強”排行榜，美國蘋果排名第一，中國只有1家企業上榜，就是華為。120家中國企業能夠進入“世界500強”，但是只有1家中國企業能夠進入“品牌價值100強”，這就是“大而不強”的問題，即規模很大，但是品質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實現了富起來，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汗水經濟”。當前，中國很多企業依然在做西方發達國家已經不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可以高效利用中國的“勞動力”紅利，但是“汗水經濟”決定了其附加值不高。
在中國，任何一個行業的企業數量都是海量，但是企業背後有沒有品牌、品牌背後有沒有品牌價值，這是中國企業一定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當企業有品牌、有品牌價值的時候，才會有相對較高的附加值。當前，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是“臃腫”“虛胖”“體弱”的問題也相當突出。怎麼實現“強起來”？答案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四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五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六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其中，全面開放新格局就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此外，還應進一步加強企業文化與企業品牌建設。一方面，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消費者不僅在消費產品、服務，也在品味企業的文化和價值觀，由於每個企業的文化是有差異的，因而要發揮錯位競爭優勢。基於此，民族地區的企業應借參與“一帶一路”的機遇，積極開發區域文化資源、民族資源，實現從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實現產業化、品牌化、國際化。
2015年11月，筆者在日本調研時有一個深刻的感受：最初是城市在成就企業，但最終還是企業成就城市。雖然日本知名的城市沒有幾個，但這些城市都擁有世界知名企業，如三菱、索尼、本田、富士通等，正是這些品牌化、國際化的企業支撐了城市的發展和國家經濟建設。相比之下，中國雖然有華為、中興、海爾、海信等知名企業，實現了產業化、品牌化，但國際化程度需要進一步提高。晉江作為縣級市在企業發展方面成就卓越，眾多知名品牌的企業彙集於此，但這些企業的品牌價值不高，依然是“汗水經濟”的經營模式，這與民族地區的企業經營模式十分相像。對於新疆等民族地區而言，其企業經營模式、成熟程度較東部地區依然落後，有企業實現了走出去，但很少有企業做到走進去、走上去；有產業規模，但缺乏品牌化，國際化程度不夠。
評價一家企業是否實現了國際化，主要看海外營收占比、海外員工占比這兩個指標是否超過了30%。筆者通過考察美、歐、日、韓的“世界500強企業”發現，其海外營收占比分別為40%、80%，韓、日為60%～70%。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海外營收占比基本是個位數，而民族地區企業在這一指標上整體低於東部地區企業。因此，中國企業尤其是民族地區的企業應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推動品牌化建設、提升國際化水準，使企業真正強起來。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核心區定位已經使新疆獲得巨大收益，除了可以孵化本地企業外，也開始吸附優秀外來企業，如特變電工、新疆中泰（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野馬集團、新疆華淩工貿（集團）有限公司、新疆廣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風科技等。2016年底，太平洋建設正式註冊落戶新疆，完成了挺進大西北的重大戰略轉移，成為第一家總部設在新疆的“世界500強企業”。遷址新疆後，太平洋建設按照國家“一帶一路”的部署，以新疆本土企業身份，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有力推進同新疆周邊國家的良好互動，特別是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地鐵項目、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鐵路專案、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10億美元的能源項目、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3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專案等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強化了同伊朗、沙特、阿聯酋各國的聯繫，伴隨國內外影響的不斷加強，美國市場呼之欲出。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政府是主導，企業是主體，其中，國有企業是主力軍，民營企業是生力軍。核心區建設，需要新疆企業對標上述定位，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走進去、走上去；不僅要產業化，更要品牌化、國際化。唯有全面開放才能倒逼改革，唯有全面開放才能帶動創新。過去開放，很多省份往往是跟誰挨著、跟誰合作，有什麼就賣什麼；今天，新時代的全面開放新格局，要求中國企業能夠站在世界地圖面前謀化發展戰略，整合與轉化全球資源以補自身短板，通過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培育企業家精神使國家真正強起來。
(趙磊 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係與“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企業青聯委員、中央黨校“一帶一路”重點研究課題主持人，【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起人、首席專家。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網路智庫”專家委員，“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萬人計畫）”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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