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認為我國政府的漸進雙軌制改革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事實證明，少數幾個在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都採用了這種當時認為‘最糟糕’的方式。”日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參加“國情講壇”發表演講時指出，“漸進雙軌制的改革為我國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為中國過渡到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
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40年來，我國創造了“中國奇跡”：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GDP實現年均9.5%的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林毅夫指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照貿易占GDP比重指標衡量的話，我國大約為35%，在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中占比最高，是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體。
在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同時，林毅夫發現，國際媒體甚至著名經濟學家每隔幾年會提出“中國經濟崩潰論”。但實際上，在過去40年中，中國不僅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現危機的時候發揮了穩定作用。林毅夫指出，不論是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國均貢獻了力量，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增長。
林毅夫分析，之所以出現“中國經濟崩潰論”，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採取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並不符合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盛行的“華盛頓共識”。
林毅夫介紹，當時經濟學界普遍認同“華盛頓共識”，即政府主導的經濟或者計劃經濟存在政府的干預和扭曲，政府失靈無處不在，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話，必須一次性地把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來，同時滿足市場化、私有化和穩定化三個條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的三個條件落實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但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辦法去做，而是推行從1978年以來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轉型期，一方面，對老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另一方面，同時放開一些民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進入。在中國的“漸進雙軌式”改革中，計畫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在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的同時又放開市場，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會出現比計劃經濟更糟的結果。”
林毅夫指出，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慢下來，他們就會認為“果不其然，中國經濟要崩潰了，早就說過中國經濟轉型這套方式不行，有那麼多問題。”
漸進雙軌制改革讓“中國經濟崩潰論”不攻自破
1978年，我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率先改革開放。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發展中國家則開始由政府主導型經濟向開放型市場經濟轉型。
通過對這些國家的轉型成果研究，林毅夫發現，按照當時認為最好的轉型方式“休克療法”改革的經濟體，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甚至比轉型前還差。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數量不多，基本都是採取類似中國“漸進雙軌制”的轉型方式。
對於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轉型失敗的原因，林毅夫分析，問題在於他們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或者是看發展中國家什麼東西做不好，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那樣去做。出發點很好，但是，基本上不能避免“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漸進雙軌制的改革為我國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為中國過渡到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林毅夫指出，在改革開放初期，舊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市場中是沒有自生能力，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當時採用的保護補貼是“老人老辦法”的雪中送炭；採用“漸進雙軌制”的方式，對於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以“新人新辦法”來發展。同時政府因勢利導，採用“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辦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以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增強競爭力。
在目前價格信號必須由市場競爭決定、資源由價格的高低來配置的新狀況下，林毅夫建議，政府在雙軌漸進改革當中遺留下來的各種行政性的干預、定價和配置必須要消除掉。
林毅夫坦言，自己主張“唯成乃真知”，如果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無法説明改造世界，就需要自己總結發展中國家的現象進行理論創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期待與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一起抓住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助力下一步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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