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中提出，地理學是決定國家歷史命運的第三種力量。這裡的“地理學”並非基於物質地理視角，而是基於經濟地理視角。《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也指出，某些地方發展勢頭良好，是因為它們普遍遵循了符合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三大典型特徵和內涵，促進了地理結構的變遷：一是提高密度，二是縮短距離，三是減少分割。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實際情況在於，以“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為主要特徵的新常態，使得化解產能過剩和破解“胡煥庸線悖論”成為難以逾越的兩道坎。一方面，中國長期以加工製造環節嵌入全球價值鏈，使得在“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工業體系面臨著低端化發展與產能過剩的困境。另一方面，過剩產能未能轉化為實際福利惠及欠發達地區，“胡煥庸線”兩側產能不均衡佈局，依然是中國經濟地理上難以破解的難題。
該雙重難題主要源於經濟地理格局演化滯後於經濟發展。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產能分佈遵循從分散到集聚而後再分散的“鐘狀曲線”演化特徵。例如，改革開放中前期，中國沿海地區在外資牽引下，以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要素向東部沿海集聚的地理集中化趨勢起主導作用。而當前中國經濟體量龐大，出口和外商投資增長乏力，外力已無法主導中國經濟地理的優化，區際福利水準在空間上高度失衡，“胡煥庸線”右側虹吸各類高等級生產要素的趨勢短期難以逆轉，偏離了“鐘狀曲線”路徑。因此，在區域公平方面，內生的分散力應發揮推動中國經濟地理格局優化的主導作用。
為了破解上述雙重難題，中央明確提出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戰略措施，包括“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其中以“一帶一路”倡議為核心的戰略構想，突出了內與外、東與西、沿海與內地、工業與農業多重互動，從多時空、多維度、多領域實現戰略合作。這些戰略區域構想順應了全球經濟的區域主義浪潮，構建了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治理平臺，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並重，將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的重大轉型，放到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格局及全球治理模式變遷這一全新的國際關係當中。為促進資本跨區域流動，中國將開放格局由原來主要向東開放，調整為向東、向西雙向同時開放，拓展了內陸、沿邊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伴隨著中西部始發的亞歐班列開通，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沿海地區的第一自然優勢，重塑中國經濟地理版圖的意圖明顯。而從全球價值鏈（GVC）和全球創新鏈（GIC）互動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有助於改變中國與沿線國家參與GVC的角色，重構全球生產體系。一方面，東道國憑藉輸入的資本和產能，以新的分工角色嵌入GVC，實現本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在與沿線國家的價值鏈關聯中，中國將承擔更多的創新和金融環節，一定程度上是對發達國家相應功能的替代，有助於中國從GVC向GIC的戰略切換。
遵循重塑經濟地理的三大典型特徵，跨區域產能合作，就是要提高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密度；重構全球價值鏈的產業紐帶，就是要縮短沿線國家的經濟距離；宣導共同發展理念和文化根基，就是要減少區域分割。問題是在支撐中國未來區域經濟增長的區域發展戰略重構中，經濟地理格局如何動態地與區域產能承載力相匹配？產能分佈的空間結構演變如何影響區域福利水準？如何在深度開放框架下實現區域整體福利的改進？回答上述問題，需要結合新經濟地理學框架下的宏觀經濟戰略理論。
本文基於新經濟地理學和福利經濟學雙重視角，構建兩國三區域資本流動模型，從理論層面詮釋“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重塑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影響。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部分源自於產能的重新佈局，而產能過度集中會產生顯著的負外部性。在高度一體化的情況下，個人投資決策傾向於將資本投向大市場地區，導致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時常相悖，加重了經濟地理格局與產能分佈之間的不匹配，削弱了一體化的政策效果。第二，從演化角度看，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演化趨勢正在從“鐘狀曲線”右側向“鐘狀曲線”左側過渡，由區域一體化推動產業資本的跨境流動帶來的福利效應要遠高於單純的資本積累，並且普通勞動力從中獲益更大。第三，國際產能合作的基本內涵體現在，通過產能與資本創造部門的對外輸出不僅能提升部門效率，緩解本國產能過剩的負外部性，而且依託經濟增長的分散力，反過來有助於本國經濟地理演化，優化本國產能佈局。同時，資本跨境流動帶來的增長效應，也提高了本國消費者的福利水準，縮小了兩類消費者的福利差距。本文研究有以下啟示意義。
第一，以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為契機，整合並再平衡世界範圍內的生產要素，構建以中國為龍頭的區域價值鏈。一方面，發揮企業集團和企業集群的互補優勢，實現企業“抱團走出去”。抓住國企分類改革契機，利用資本市場紐帶引導大型企業集團合理重組和佈局產能，並以重大專案工程和平臺建設為戰略支點和操作抓手，塑造部門和地區支援系統；利用東部地區成熟園區的建設經驗，以產業園區為載體輸出產能，為東道國發展集聚經濟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在優勢領域推廣中國的品牌和標準，塑造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生產體系。推動行業標準的共性技術研究，形成中國製造業的技術譜系。吸收東道國的創新要素，降低創新成本，逆向溢出並服務於本土經濟。
第二，破解“胡煥庸線悖論”難題，重塑國內經濟地理格局。以中國為中心構建的全球價值鏈，實質上是國內價值鏈空間及內涵上的戰略延伸。利用平臺技術和整成技術，在中西部地區培育中國製造業的產業公地，通過率先在高鐵、核電領域塑造W型價值鏈，無縫對接東道國的價值鏈。遵循重塑經濟地理格局的三大特徵和東西雙向開放戰略，提高“胡煥庸線”左側的中西部經濟密度，塑造由T字型分佈向H型分佈的區域戰略縱深。培育定位於產業中心與物流貿易中心的城市群，並且行政中心職能和市場中心職能各司其職。在重塑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戰略實施環節，要注重發展相應的區域性融資平臺功能，提升資本運作效率，使得產業資本能更多、更好地配置於具有巨大潛力的中西部地區以及廣闊的國際市場。（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系。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梁華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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