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絲綢之路有種割捨不掉的情結。他們認為絲綢之路起源於奈良，20世紀80年代，NHK電視臺曾拍攝紀錄片《絲綢之路》。如今，時勢異也，日本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則複雜得多。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日本採取警惕和觀望態度，原因就在於其對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的國力超過中國，而今面對不斷強大的中國，日本卻無力追趕，這種心理失衡不是短期就能調整和適應過來的。
起初，日本無心參與“一帶一路”。但隨著參與國家越來越多，“一帶一路”效應日益顯現，再加上國內經濟發展的壓力，以及美國老大哥的“不靠譜”，都迫使日本不得不尋找改善中日關係的途徑，表白“一帶一路”就不失為一個直接、有效的良策。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開始轉變，從最初的拒絕轉為“可以有限參與”。
2017年12月4日于東京舉行的日中兩國經濟界會議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明確表示：“我國認為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下，也可以與宣導`一帶一路’構想的中國大力合作。”其實，在此之前，日本也表露過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意願。
儘管態度轉向積極，卻並不能表明日本已對“一帶一路”舉雙手贊成，其對“一帶一路”仍然抱有“三慮”：
歷史的心慮：絲稠之路“起源於奈良”一說，是道統在日的心理折射。相對於軍國主義用戰爭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卻用和平合作方式——“一帶一路”來解決。這無形中反襯出日本的原罪。無論是美國“新絲綢之路計畫”，還是日本多年前發起的“絲綢之路外交”，都早已失去生命力。正因為這樣，部分西方人才會發出質疑：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做不到的事，中國可能做到嗎？立場決定態度，這類質疑反映出西方不習慣、不甘心中國帶頭搞“一帶一路”，更不甘於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展現出超越他們的智慧和方案。
現實的焦慮：習慣于被美國領導的日本，自身沒戰略，無獨立性。基於現實中失去海外市場、擔心中國擠壓的焦慮，日本對“一帶一路”也抱有同樣的心理，故而想主動參與，以試圖引導走向。正如日本經濟新聞在《安倍的下一個外交目標指向中國》一文中所指出的，對安倍來說，與中國的關係改善將具有短期和中長期兩重意義。從長期意義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可能讓陷入無計可施的“安倍經濟學”起死回生。
未來的憂慮：面對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的事實，日本強調規則導向，並試圖以此阻止中國做大。日本首相安倍在2017年11月14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相關各國公司間的合作應該是有利於每一個參與者。”話雖這麼說，日本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卻折射出其複雜的心理：出於嫉妒，所以唱衰；出於發展考慮，所以往前湊。
其實，鑒於日本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營多年，具有技術、資金、經驗等多方面優勢，“一帶一路”對日本而言，機遇大於憂慮。
首先是基建機遇。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發展中國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約1萬億美元，且如果要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速和滿足未來的需求，估計到2020年每年至少還需增加1萬億美元。到2030年，全球預計將需要57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按照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林毅夫教授的模型，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0.7美元的進口，其中0.35美元來自發達國家。可見，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出口，為其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
其次是市場機遇。傳統全球化中的關稅減讓，最多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聯互通，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10-15%。因此，“一帶一路”給全球化注入了更強勁動力，並推動傳統全球化發生變革，朝向開放、均衡、包容、普惠方向發展。據彭博社預測，到2050年，“一帶一路”會新增30億中產階級，振興占世界經濟增長80%的地區。這無疑給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遇。
再次是協力廠商合作機遇。“一帶一路”是世紀工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日本是繼中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其主導的亞行已經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合作，共同為亞洲基建融資。日本經營亞非市場百餘年，具有成熟的生產、銷售和服務網路，是開發協力廠商市場的潛在合作夥伴。因此，“一帶一路”可供日本與協力廠商合作的機遇，大可探索，大為可期。
“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用原則，試圖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歡迎有志於此的國家積極參與，攜手共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對日本而言，“一帶一路”所蘊含的意義和機遇遠遠超出日本政要所能想到的。形勢逼人，形勢不等人。認清世界發展的趨勢，把握百年難得的機遇，或許才是日本領導人該考慮的。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崔白露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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