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10月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最重要合作機制。將近四年來，這一倡議得到了全球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方面的合作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今年5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進一步積聚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對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利益共同和命運共同體更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帶一路”建設倡的目標是要實現沿線國家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在這“五通”中，資金融通處於核心地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對推動資金融通更是關鍵的環節，既具有廣闊的前景，也面臨一定挑戰。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合作意義重大。
一、金融合作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佔據核心地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發展中國家占多數，經濟發展水準相對較低。“要致富先修路”，以中國的發展經驗看，改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要先行，因此建設公路、鐵路、橋樑、港口以及發達的電子通訊網路和金融網路等軟硬設施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最緊迫的需求。但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往往規模大，回報率低、回報週期長，這使得國際商業性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相當有限。因此，如何解決基礎設施融資的資金缺口，提供合適融資管道和資金，就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
貿易擴大也需要提供貿易融資、貨運保險以及順暢的貿易清算管道。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夠發達，金融機構也不夠完善，動員金融資源和配置資源的能力相對不足。因此這些國家普遍缺乏金融基礎設施，也不能滿足其他硬體基礎設施建設和拓展貿易的資金需求。國際金融合作就成為打通貿易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瓶頸的重要手段。
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總體並不缺乏資金，本地區儲蓄率高，金融資源豐富，但是由於金融體系相對不發達，很多國家的儲蓄資源未能通過有效率的金融體系將儲蓄資源導入至實體經濟建設中，很多資源被轉移至國外，被西方的跨國銀行所利用，成為他們在全球投資的資源。僅在2011年，亞洲的儲蓄中就有5.6萬億美元被用於區外的投資。最近，特朗普可能要採取的減稅以及美聯儲可能削減資產負債表等舉措，更是刺激了一波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金流出。
有鑒於上述情況，2014年中國政府出資400億美元設立了絲路基金，目前該基金不僅對中巴經濟走廊重要專案、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內的卡洛特（Karot）水電站提供了貸款，而且與哈薩克斯坦合作出資20億美元設立了中哈產能合作專項基金，一批其他基礎設施專案也正在籌畫中。在“一帶一路”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還宣佈中國將向絲路基金新增1000億人民幣。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對7個項目提供了融資，金額達到17以美元，全部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除了上述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專門融資的官方機構外，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最近兩年也加大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融資規模，尤其是綠色金融專案的支持，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貸款餘額已經達到2000多億美元。習主席在峰會上還宣佈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新提供2500億和1300億人民幣的專項貸款用於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一些商業銀行，如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中信銀行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貸款，目前貸款餘額累計也超過了2000億美元。
這些資金帶動了整個“一帶一路”的經濟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動力。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合作潛力巨大
如前所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相應地，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也相對不發達，本土金融機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在東南亞國家，美國和日本的金融機構佔據很重要的地位；在中東歐國家，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銀行佔據壟斷地位。這給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金融合作既帶來了挑戰，也提供了很大的機遇和發展空間。
因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受到了重創，它們目前在全球處於相對收縮的階段，難以滿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巨大的融資需求。美聯儲提高利率和收縮資產負債表都對歐美金融機構海外資金的供應具有抑制性影響。而中國30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使得中國的金融機構近幾年無論是在金融資產規模還是跨國經營能力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高儲蓄率也使中國進入了一個資本向外輸出的快速增長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必然成為中國資本輸出和中國金融機構向外開展業務的重要區域。
另一方面，多數亞洲國家是銀行為主的間接金融占主導地位的金融體制，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債券市場更微不足道，銀行在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球金融危機後，《巴塞爾協議III》提出的增加風險資本比例的要求正逐漸被很多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接受。基礎設施融資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了不利的影響，據估計，僅印尼一個國家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就將達到1500億美元。因此，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不僅需要中國企業走出去，也需要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服務。
正是存在著巨大的金融合作空間，中國金融機構近兩年加快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置網點的步伐。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2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62家一級機構，其中包括18家子銀行、35家分行、9家代表處。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區域的金融機構也在不斷進入中國市場。截至2016年末，沿線國家中，已有20個國家的54家商業銀行在華設立了6家子銀行、1家財務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處。這種雙向的金融機構網點建設將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網路的聯繫進一步增強，資金的融通更加順暢。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合作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中國與這些國家共用金融發展經驗和金融技術。不少沿線國家正在加快本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中國與發達西方國家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上相比，屬於後來居上者。中國的趕超經驗和後發的技術優勢可以為不少“一帶一路”國家提供服務。例如，哈薩克斯坦目前正籌畫建設阿斯坦納國際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並將在該中心設立現代化的股票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正作為技術指導方為其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中國目前在金融資訊技術、移動支付、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網路安全等領域都具有世界領先的水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金融技術服務正成為金融合作的重要內容。
三、“一帶一路”金融合作與人民幣國際化相互促進
“一帶一路”建設並非為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兩者並不能劃等號。但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服務，而“一帶一路”金融合作也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兩者具有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係。
首先，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分利用人民幣金融資源。如前所述，“一帶一路”建設的最大的瓶頸是巨額資金需求。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提供更加便利的資金融通管道。即便“一帶一路”建設專案未必都由中國企業承建，但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巨額資金缺口決定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人民幣資金存在巨大需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資金提供支持和便利，而人民幣資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流通本身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兩者相輔相成。隨著人民幣資金更多地進入沿線國家，人民幣金融交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市場上會不斷增加，人民幣離岸市場也就會在沿線不斷拓展，這將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又為沿線國家提供更多的融資來源。
其次，人民幣的跨境廣泛使用有利於中國企業和沿線國家降低金融風險。無論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在相關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使用人民幣結算都可使雙方避免匯率風險。如果沿線國家利用了中國出口信貸購買中國商品，人民幣結算可以令它們將信貸與貿易結算貨幣統一，無需擔憂匯率風險。如果投資的項目是由中國金融機構提供融資，基礎設施建設使用的設備和商品也從中國採購，使用人民幣結算可使雙方都減少貨幣錯配，降低匯率風險，甚至減少融資成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不斷動盪不穩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沿線國家提供一個避險的手段。
最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國際金融安全網路的構建。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匯儲備不充裕，一旦有些國家國際收支逆差能引起金融市場動盪時，就需要額外的流動性進行市場干預來維護本幣的信用。中國人民銀行已與沿線國家21個中央銀行簽署雙邊互換協議，使人民幣成為這些國家的備用外匯儲備。這些備用信貸協議不僅提升了人民幣的潛在國際儲備貨幣職能，提升了人民幣國際化水準，也為沿線國家穩定市場和構建金融安全網提供了備用的儲備資金，將提升這些央行的信用水準。
四、面臨的挑戰及對策
雖然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發展很快，未來的前景也令人樂觀，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戰和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應對。
一些沿線國家對金融合作存在一定的顧慮。比如，一些國家雖然希望得到中國的投資，但是並不積極支持人民幣國際化，有些是因為仍然對歐美金融機構存在路徑依賴，有些則因為某些地區大國想構建自己的貨幣區。其次，中資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機構較晚，對當地的金融市場不夠熟悉，銀行、保險、基金等各類中資金融機構在協調合作方面也存在機制性障礙，還需要有一個不斷推進和學習的過程。另外，中資金融機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風險評判和管理手段跟不上需要，業務開展管道相對比較狹窄，人員素質也有待進一步提高。
對此，我們認為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推進：
第一，讓世界真正信服“一路一帶”是一個開放的平臺，不是簡單的中國對外援助專案，讓來自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所有國家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樣，“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就成為整個國際金融大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各種融資需求就能夠更好地在全球範圍獲得供應，實現共贏。因此，中資金融機構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事投融資活動要積極與當地本土金融機構以及歐美金融機構合作，在拓展雙邊合作項目的同時，鼓勵多邊合作。
第二，在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和中國官方金融機構為龍頭開展對沿線國家投融資的同時，鼓勵更多的國內民營金融機構和民間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需要有相應的金融開放政策措施和金融監管體制方面新的改革來配套。
第三，加快與沿線國家政府合作和磋商，簽訂多層次的中國與沿線國家雙邊或者次區域的自由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為中國企業投融資和拓展貿易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建議中國的金融機構與企業抱團展開國際化的業務拓展，同時金融機構也需要充分利用當地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機構，與對方開展多層次合作。要迅速瞭解當地的金融監管和市場特點，不僅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務，也應該將金融服務延伸至當地企業與居民，以金融機構走出去服務於中國企業走出去和資本走出去。
第五，建立有效的風險評估體系，鼓勵與有條件的研究機構和信用評估機構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專案提供信用風險評估，降低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的風險。
第六，構建完善的資訊監測網路和體系，加強對人民幣境外流通的綜合管理。人民幣目前的境外流通主要是由貿易、投資和旅遊消費帶動的人民幣跨境流通，“一帶一路”建設將使人民幣更多地流入沿線國家。監管部門需要在海外離岸市場和境內人民幣市場構建起協調互動的監管模式和通道。應該拓展上海自貿區自由貿易帳戶的模式，讓其在“一帶一路”金融合作中發揮更多的功能。
（徐明棋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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