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建設，將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6日，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在2017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上透露，雄安新區規劃的原則是水城相融、藍綠互映的生態宜居之城，總體規劃將於一段時間後提交中央審議。
設計 新區規劃已有雛形
對於雄安新區選址雄縣、安心、榮城的原因，徐匡迪表示，一方面，新區是綠色宜居、以民為本，綠地超過50%的宜居之城。以南北向的千年軸與東西向的人民軸交匯：千年軸是潭柘寺與太行山貫穿軸線；人民軸是指，西起人民廣場，中間經過雄安中華民族復興碑，正對雄縣古城的軸線。
“另一方面，該區域是華北少有的水域，且三縣人口總量不到我國單縣平均人口量，動遷阻礙較小。”徐匡迪說，在起步區3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基本沒有工廠和建築物，是一張白紙。
據介紹，為更好地對雄安新區進行規劃，中央組織了中國規劃設計研究院和國內頂級的規劃單位成立聯合工作營，包括清華大學規劃院、同濟大學規劃院、東南大學規劃院、北京城市規劃院、深圳城市規劃院、天津城市規劃院等6家單位，進行了多輪方案的研討和完善。與此同時，成立了雄安新區規劃評議專家組，包括地理、地質、水文、生態、能源、交通、建築學領域的30多位專家，對各個方案進行評審、討論，預計不久後將提交中央審查。
徐匡迪指出，新區建設必須要有交通支撐，以高鐵架構首都一體兩翼，北起秦皇島、山海關、唐山，最南到邢臺、邯鄲。“以北京首都機場為頂點，建設北京、天津、雄安三角地帶，構建面向國際、輻射全國、服務區域的空鐵一體化的交通網絡，服務京津冀同時也輻射張北、崇禮地區，推進河北省兩翼齊飛的發展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紀的地下管廊式基礎設施是新區建設的一大亮點。徐匡迪透露，雄安新區建設將把城市交通、城市水、電、煤氣供應、災害防護系統全部放在地下，以高鐵、車站、市內交通等為例，均會置於地下。而地上部分將讓給綠化、讓給人行道。“人行走500米就可以下到地下找到車站，到四面八方去。屆時通過高鐵到達北京僅需41分鐘。”他說。
支撐 打造現代產業體系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所長、京津冀協同發展智庫負責人黃群慧表示，新區產業總體思路是，以高端製造為先導培育創新生態系統，進而打造高端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的主導現代產業體系。
黃群慧介紹，高端製造業包括智慧製造、綠色製造、服務製造。綠色製造滿足雄安生態定位，智慧製造滿足雄安智慧城市的定位，服務製造滿足作為科研新城的定位。“因為新區並不是科技孤島，他需要相應產業體系支撐。”
空間佈局方面，將以功能組團佈局主導產城融合要素配置，重點形成中央商務組團、綠色宜居組團、高端產業組團、大學研發區組團和濱海的生態休閒組團。
中國工程院院士、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鄔賀銓表示，從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來看，不僅是地理位置接近，而且是產業高度關聯。但河北的產業結構偏重，和北京的產業有差異化，沒有互補性，也造成北京的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配套往往捨近求遠。調查顯示，中關村的科技成果量轉移到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是轉移到河北和天津的兩倍。
在考慮全國要素產業錯位的基礎上，鄔賀銓認為，圍繞雄安新區智慧城市、生態城市、創新城市、服務城市、暢通城市、開放城市、改革城市等七大任務，雄安產業佈局將打造智慧城市、高新高端製造、生態等三大產業。
其中，智慧城市方面，將包括環保、交通感測器、大資料分析設備與軟體，新型光復材料，地熱設備等產業；高新高端製造方面，將包括汽車電子與車聯網、人工智慧晶片與軟體、生產性服務業、生物製造與基因工程等產業；生態城市方面，將包括水質治理與檢測、生態恢復、綠色建築等產業。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指出，打造雄安新區、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有利於形成中心帶動、協同發展、一體聯動的格局。他表示，京津冀三地存在城鎮體系失衡，大中小城市參差不齊，城市群規模結構存在明顯的斷層，城市同構現象嚴重，各城市間產業結構類似、主體功能雷同、城市建築風格大同小異，缺乏必要的分工，同構競爭比較嚴重，城市間發展差別循序，這些問題未來將一一被解決。
改革 發展絕不被房地產綁架
鄔賀銓表示，對於新區來說，房地產改革將是一項重要任務。“過去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房價過快上漲甚至失控的情況，不能讓新區重蹈覆轍。”
此前，鄔賀銓表示，雄安新區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將試驗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既能夠發展房地產，又能夠控制房地產價格，保障居民住房需求。
對此，國土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巡視員董祚繼建議，應將70年土地批租制，改為土地年租制，發揮土地國有優勢，創新用地制度，助力雄安建設。
董祚繼認為，從目前的土地制度來看，城市土地國有，兩權分置，雖然促進了我國開發區建設、國企改革、房地產業的發展，但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嚴重依賴，推高了房價，加大了金融風險。
董祚繼說，土地年租制並不意味著將回到計畫配置土地的老路，回到無償使用土地的老路，而是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堅持市場配置土地，發揮土地所有優勢，改革土地出讓制度。
具體來說，土地批租制就是70年一次性出讓；土地年租制就是實行按年或者3-5年的短期租賃。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嚴重依賴所誘發的短期行為；另一方面，將有效降低土地初始取得成本，抑制房地產的投資投機需求，杜絕企業的圈地行為，還能夠實現土地增值共用，促進社會公平。
董祚繼認為，土地年租之下的房地產模式，將既不同於70年產權的商品房，也將不同於幾乎不支出土地出讓金的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而是支付了相應土地出讓金的產權模式。
“土地的產權以及租金仍需通過拍賣取得。”董祚繼表示，只不過拍賣對象不再是70年，而是年度或3至5年時間，年租金與房地產稅實行合併徵收。這樣一來，一方面實現了堅持土地國有制度，另一方面堅持了市場化配置土地，保持了競爭方式。此外，居民也擁有了住房的居住權與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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