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達海外模式”
“泰達海外模式”是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建立的一個成功模式。截止2017年，我國在33個國家，設有69個境外工業園區，入駐企業1088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建有48個園區，入區企業805家，分佈在18個國家。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高水準境外園區的建設是中國企業在海外集聚式發展的重要方式，以往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業務是施工總承包或者EPC總承包，不僅沒有全面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也使自己居於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價值鏈的低端，利潤微薄。
泰達模式中基礎設施建營一體化將以工程建設為主體的對外工程承包業務鏈前伸後延，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基礎設施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進而在價值鏈體系中實現從“汗水建造”向“智慧創造”的轉變。
泰達模式對海外園區建設包括了園區研究、可行研究、行銷招商、風險管控、盈利模式、文化融合、人力資源和社會責任等方面內容，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進行研究，並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這樣的模式是一種投資理念，既具備了地域特殊性又能推廣至其他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泰達海外模式的核心是“合作讓世界更精彩”，讓中國企業“抱團出海”是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舉措。世界每個地方都涉及投資風險問題，這種模式根據地區風險進行微調，受用於所有產業園區合作區，使園區作為一個整體出現，融入各方力量，在政府中的話語權會增大，協調當地政府資源的能力也會變強，特別是在面臨境外政治環境動盪時刻，園區抵禦風險的能力會比單個企業抵禦風險的能力更強。
二、產能新佈局涉
過去十年間我國東部地區工業飛速發展，對能源資源的大量需求已然帶動了中西部能源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如今，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這些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引擎。“一帶一路”恰恰是對推進對於中西部地區發展，帶來產業的集聚，特別是西部地區城市崛起注入巨大動力。
西部地區更鄰近於中亞，相應的地理優勢也將凸顯。“一帶一路”其實也為中西部地區開闢了一個新的市場。中西部地區能源資源富集，尤其是西部地區，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可以使其被有效利用。同時，東部製造業也將會因西部地區的市場鄰近優勢而進行產業轉移。
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可以通過鐵路、公路、港口等建設，改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狀況，進而承接更大的產業轉移。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要實現產業集聚還有一個關鍵在於市場的連線性。
一方面要打通與外部市場的連接，另一方面要完善其內部的連接，特別是對圍繞大城市為核心的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連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西部地區根據自身的特點，進一步研究自身的定位。這樣有利於形成自己標誌型的特色，增強比較優勢，以提高競爭力。同時，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規劃不能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從中國城市發展來看，無論京津冀協同發展、還是長江經濟帶都提出了一個大區域的協調、共同發展問題。如何做好與其他區域的協調共生將是每個地區需要著重考慮的。這也是當前中西部地區需要考慮的。
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人口密度相對較小，因此其城鎮化的發展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東部地區走密集型城鎮化道路。西部地區城鎮化的發展或將依託於較大規模的核心節點城市，進行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鎮化，並在人口結構上進行調整和聚集。
事實上，文中提到內陸崛起的新中心城市成都、重慶也將會成為在當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西部地區的向西、向南開放的重要節點，成為先崛起的西部城市。四川地區擁有向東融合，向西對接、向南聯動的重要區位，門戶型中心城市可以之間將東西部地區銜接起來，紓解發展矛盾。成都是市場資本認可度很高的國際化城市，建設成為國家西部的國際門戶型中心城市亦可以帶動西部其他城市的協同佈局。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西部的主要城市仍存在歷史差距，積極穩妥的發展方式才是解決不平衡發展的方法，中西部地區理性地去參與“一帶一路”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在建設過程中注意環境和生態文明建設，而非超越資源承受力、社會承受力盲目地開發，盲目追求東部地區發展路徑，這樣才有利於可持續發展。
三、在“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下走出去，海外並購相關法規和政策逐步明晰和細化
在“一帶一路”頂層設計下走出去，企業海外投資政策指引方向會更加明確。這也和我國產業升級的需求有關。這樣的海外並購，更具有戰略意義，將更符合我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需求。客觀資料表明，“一帶一路”相關項目成為2017年佔據海外並購市場的主要並購方向，這些項目集中在整合全球資源、彌合產業鏈缺口，同時將會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眼線和相關國家的投資機會。
國務院國資委公佈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強調對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管控，央企一直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力軍，加強對央企海外並購的管理也是增強有效海外投資的手段。隨著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拓展，相關風險和問題也日益顯現。
最近國家發改委發佈《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針對中國企業的監管政策強調聚焦主業以及境外風險管控，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國內和國際稅收環境的變化也對中企在海外並購前和並購後全球業務整合提出更高要求。企業需要在透明度及風險管控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謹慎佈局，重視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
事實上，“一帶一路”框架下促進海外投資和境外投資監管，這二者並不矛盾，所有促使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驅動因素依然存在，未來有條件、有能力的中國企業在政策和法規細化的同時，也將繼續活躍在戰略性對外投資領域，投資更加理性。
海外並購大幅下降一方面源於，國內監管機構對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再平衡，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增加，中國企業對海外並購開始更加慎重。
在經歷了2016年的井噴式增長之後，2017年海外並購回歸理性軌道。國務院國資委公佈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加強了境外投資的監管力度，防止企業為“走出去”而出現盲目投資、降低了企業在海外投資因對政策法規的不熟悉而造成的損失。
四、“反全球化”浪潮
“反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前全球財富分配差距問題。當前全球基尼係數持續走高，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困境。反全球化的觀點正是將諸如此類的問題歸咎於全球化的結果，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就業分化、收入差距擴大的加劇，主要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和經濟推動技術進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國際貿易投資活動中總會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如果世界經濟體系存在較好的利益補償機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受到損害的群體能夠得到一定的補償，則經濟開放和全球化的推動就會比較順利；如果這些受損的群體得不到補償，則他們就會反對開放和全球化。
“反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國家出現一系列政策性壁壘，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正體現了曾經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們”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相應的補償機制也不適合當年經濟發展，其經濟系統也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需要注入新的發展動力。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應當立足于本國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由於各經濟體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參與、充分協商的制度建設越發重要，全球治理體系亟待改革創新以適應當下的新變化。
“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的平臺，包容的平臺，凝聚著世界所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利益。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於技術、資本、勞動、制度等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配置、流動、整合形成互動，共同形成驅動全球化的動力源泉，必將重新推動全球化向健康方向前進。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領軍國家，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步成為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將中國發展的成果惠及世界。我相信，在“一帶一路”偉大倡議逐漸推進的過程中，各國發展朝同一目標邁進，在未來，這些貿易壁壘、政策性壁壘也將逐漸被克服。
五、亞吉模式在中非合作中的建議
由中國鐵路等央企承建的亞吉鐵路建成通車，標誌著中國國際產能合作新模式的形成，即“亞吉”模式。它最重要的特點是我國企業在海外建設的第一條全產業鏈鐵路。這一模式的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可以作為未來我國中小企業或者國企走出去的重要參考，即“抱團出海”。
我國企業，即使是大型國有企業，單打獨鬥的“走出去”也同樣面臨各種困難，遭遇了種種失敗。因而對於包括中小和國有的我國各類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借鑒“亞吉模式”，整合資源之後再“抱團出海”，把技術、設備和資金整合起來，形成合力。
企業間的分工協作關係能夠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優勢，而單一企業直接和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合作分工關係，必然面臨比較高的搜尋、談判、履約等交易成本。
像“亞吉模式”這樣，一條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或產業共同“走出去”，進行分工協作，提高效率，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增加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提高抵禦海外政治、經濟、文化風險的的能力，成功實現國際產能合作。
六、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交通物流和重振東北
先簡單談一下“交通物流”方面。首先，東北地區公鐵、鐵水、公水以及路空等聯運的發展需要重點提升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等主軸物流的輻射範圍，提升物流整體功能和便利化水準，建設綜合立體多式聯運走廊。其次，加強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三省一區頂層設計，有效對接“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跨歐亞經濟帶”產業佈局和發展重點。第三加快推進綜合運輸樞紐、貨物運輸監控裝備現代化水準，構建標準適用運輸裝備體系。
與東部沿海相比，東北地區在投資營商環境方面還有一定差距，不管是社會狀況、政府環境、經濟因素還是基礎設施方面都較為滯後。除了前面講到的加強交通物流建設，提高投資便利性外，東北地區應該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多種方式加入國際分工，提升全球價值鏈生產的參與度，西北方向重點加強與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合作，東南方向應加強與東北亞各國的互通。通過加入國際分工，從產品生產、貿易投資等多方面與國際發達市場學習，縮小差距，增加出口附加值，從而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吸引更多資金投向東北地區。
（張輝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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