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作為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初步建立了結構性改革的框架。與此同時，貨幣政策邊際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也在各國財長間達成共識。
我國央行和財政部的掌門人在會上的系列講話也透露出我國貨幣財政政策的信號：央行行長周小川重申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就我國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財政政策的結合是重點。目前我國正在推行兼顧創新和共用的稅收政策，而所得稅和房產稅無疑將是我國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周小川還首次表示，正在研究發行SDR（特別提款權）債券的可能性。
成果 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出爐
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的出爐，是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達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會議在推進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樓繼偉24日在會後的主席國新聞發佈會上指出，本次會議首次就G20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並制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方面，每個領域下包括若干項指導原則。
樓繼偉表示，近年來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並作出許多政策承諾，但總體上改革進展和成效落後於預期。他表示，實現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加強創新能力和促進社會公平。
本次會議還強調財政戰略在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當前，在貨幣政策邊際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在各國財長間達成共識。
“我們正在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優先支持高品質投資，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準。”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公告稱。
就我國而言，宏觀調控中，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逐步下降已經成為業內人士的共識。今年6月末，M2和M1同比增速分別為11.8%和24.6%，M2和M1的增速差出現擴大趨勢。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他指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疊加所致，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應更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
樓繼偉在會後的主席國新聞發佈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還表示，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發力，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配合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重點是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試水 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今年以來，尤其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國際匯市的波動幅度相較以往更為劇烈。美元指數維持在96、97甚至以上的高位，而歐元、英鎊、日元等非美貨幣的走勢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躥下跳”。最新發佈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公報稱，“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
今年，美元持續強勢對人民幣匯率也形成了不小的壓力。5月以來，在諸多外部風險事件的影響下，人民幣中間價又經歷了一波貶值，一度逼近6.7的關鍵點位。而在最近幾個交易日，人民幣中間價已經逐漸企穩。截至24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6669。
周小川表示，“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後，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星展銀行財富管理部北亞區投資總監李振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人民幣今年三季度正式加入SDR籃子之後，國際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將對人民幣匯率形成一定支撐，因此人民幣即使下跌，下跌的幅度也不會很大。
周小川還表示，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佈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資料。他還稱，“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據媒體援引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的話稱，一家國際開發機構正在籌備發行首只SDR計價債券，相關細節還在最後商議中。
昆侖銀行戰略投資與發展部總經理助理李建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是一種創新，一些超主權的國際機構發行SDR債券來融資，更有利於其籌措資金用於一些跨國專案的建設；而對於SDR債券的投資者來說，該債券的價格會更為穩定，具有一定吸引力。不過，SDR債券發行在設計上也需要充分的考慮，比如發行主體如何確定、投資者用什麼貨幣來進行債券認購等。
提速 推進所得稅和房地產稅改革
稅收政策工具在促進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引發各國財長們的熱烈討論。樓繼偉在發言中指出，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堅持稅收中性的原則，把稅收政策的重點放在營造公平的環境、創造公平發展機會上面，在保持財政收入可持續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包容性發展。此外，合理設計稅收政策，更有效地促進創新，促進新型業態、新型商業模式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能，為實現包容性增長注入動力。
他表示，中國正通過營改增和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以及加快所得稅和房地產稅改革等措施，不斷推行兼顧創新和共用的稅收政策。
對於鼓勵創新的稅收政策，樓繼偉表示，中國重點在兩個方面推進稅制改革，一是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即把遺留的金融、建築、房地產、生活服務業等行業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鼓勵行業細化分工和創新；二是推出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包括給予研發企業和研究機構科研人員股權激勵。
同時，他強調中國的稅收政策還力求兼顧公平和共用，如實施起征點政策將稅收優惠惠及更多小微企業，即企業收入或營業額低於某個點可免徵稅。
不過，樓繼偉坦言，目前這一政策執行過程中尚有漏洞，從兼顧包容性和公平分配的角度看，更有效的稅收政策還是推進所得稅和房地產稅改革。他表示，儘管推進兩項改革仍面臨諸多困難挑戰，但無疑是中國下一步稅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也曾多次表示，稅制改革的基本行動路線就是減間接稅、增直接稅，通過一減一增實現中國稅制結構的優化。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改革將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稅制改革的最大看點和難點。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我國現在的稅收征管是很難直接面對自然人的，因此推進所得稅和房產稅這兩項改革將是我國稅收征管方式的巨大變革。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稅制的著眼點從服務經濟發展轉向兼顧重視公平，這兩項改革是有利於促進公平的。但還需要兼顧公平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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