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東周時期的高等級馬車(2018年11月2日攝)。經過對車輛遺存的測量,初步確認這輛馬車擁有兩個直徑達140釐米的較大型車輪,每個車輪擁有輻條38根。車廂橫寬142.5釐米,縱長106釐米,車廂殘高達50餘釐米,一條殘長近280釐米的車軸橫亙於車廂底部。專家表示,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先秦時期出土如此體量的馬車遺存十分罕見。新華社發資料片(劉勇攝)
又是一年的“春運”時間。掐著日子,選擇火車、飛機還是自駕……歸心似箭。
箭脫弦而出的速度,大約在每秒50米,折合為時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國的高鐵中,復興號時速350公里,和諧號300公里,已遠遠超過了箭的速度。
如果還原古人的“春運”,我們會發現,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鄉路途中,沉甸甸的鄉愁積攢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銘心。
一
從北京到江蘇宜興,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駕的話,大約12小時,乘高鐵,只需5個半小時,最快是坐飛機,北京飛南京,不到兩小時,出機場再坐大巴,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個宜興人從京城回鄉過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個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這年臘月,成功請辭告老還鄉的一代賢相徐溥,終於踏上了回鄉之路。從臘月初啟程,臘月二十七,才回到家裡。後來他給同僚李東陽寫信感歎說:這一路折騰得啊,我這把老骨頭都要散架了。這一年,徐溥已經71歲了。
在徐溥那個年代,從北京到宜興,最佳路線是乘船走京杭大運河。徐溥當過“四朝宰相”,回鄉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樣,仍然累成這個樣子,可見其他歸鄉人在漫漫長路上遭遇的勞苦了。
或許,今天春運路上還有朋友對“堵車”“搶票”發慨歎,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難。一部古今春運史,背後是中國交通變遷史。
可以說,古代交通狀況,決定了古代春運的半徑、規模與品質。
中國古代交通的大發展,是從秦朝開始的,到漢朝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秦朝對中國交通的意義,在於秦始皇推出的“車同軌”。著名學者白壽彝在《中國交通史》一書中寫道:“‘車同軌’,實在充分表現了秦漢交通之大一統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雖只是要各處車轍的度數相等,各輪間的距離劃一；實際上,也告訴了我們:這時的車輛已可暢行中國各處,這時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車轍和車輪度數的劃一了；如果車轍和車輪的度數不能劃一,一輛車子便不能暢行各處,便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了。”
秦漢之前,交通是很落後的。遙想當年,孔子坐在緩慢前行的牛車上,奔波于各個諸侯國之間,在今人眼裡,是典型的慢鏡頭,轆轆的木車聲中,時間似乎停滯。這是老子喜歡的境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秦始皇不喜歡,統一六國之後,他將發展交通作為國家行政的主要任務之一,陸路交通得以快速發展,除了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車同軌”制度外,他還修建了以咸陽為中心,東至燕齊,南至吳楚,西達臨洮,北達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馳道”。
“馳道”,算是當時的高速公路了。《中國交通史》上說,馳道所采的路線,都是按最近的距離規定的,沒有什麼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馳道的建設,是“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路線之長,寬度之闊,取道之近,建築之堅實侈麗,“真是一個前古無匹的大工程”。試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時代有了馳道,他老人家周遊列國的時間,也不會有14年之漫長了。
漢代交通又達到一個新高度,褒斜道連通了長安與巴蜀,夜郎道延伸到雲貴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當屬連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開拓。這條路,讓漢朝時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
從中國歷史的規律來看,大一統時代,交通就能獲得長足進步:隋唐時,運河建設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唐代還修建了石門道,將川滇和中原連接起來；宋元明清時期,交通建設也越來越多樣化,陸海交通均獲得長足發展,比如有堪稱偉大的“鄭和下西洋”,到了清朝,絲綢之路上的茶葉貿易,也依託當時先進的交通,鼎盛一時。
但是,從一個大的時間跨度來觀察中國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終是艱難的。到了晚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中國,在引進鐵路、輪船和汽車之前,道路狀況與交通方式,千年來並無質的飛躍。“行路難”,始終是不變的主題,當時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鄉過年,往往需要提前一兩個月動身,才能趕得上在迎接新歲的爆竹聲中,回到溫暖的家。
1053年7月,時任潁州(今安徽阜陽)太守的歐陽修,護送母親靈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歸葬,這年冬天,再返回潁州過春節。在今天,從阜陽到永豐,不到1000公里,開車也就9小時,但當年歐陽修在路上就來回花了兩個多月時間,他感歎說:“水往陸還,賓士勞苦”。
二
“賓士勞苦”,確實是古代“春運”的主題詞。明朝有個叫王錫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當時屬江蘇)過年,經漫長的旅程,老家在望了,開心啊,但馬上心情又變差了:靠岸時碼頭上烏麻麻全是船,擠了兩個時辰才擠進去……
在鐵路、輪船、汽車出現之前,舟車牛馬,是中國人千年不變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國人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抵達中國,其實是想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當時馬戛爾尼帶了一堆代表英國工業革命成就的產品來中國推銷,其中包括兩輛馬車。馬戛爾尼對英國馬車打開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因為他抵達中國後,體驗過中國的馬車,沉重,緩慢,而且特別顛簸。他還近距離觀摩過乾隆皇帝的“御駕”,同樣是式樣笨重。他帶來的英國四輪馬車可不一樣,帶著浮懸彈簧,可以有效減震,乘坐舒適度很高。
但是,馬戛爾尼失望了,他無功而返,帶來的各種產品被束之高閣。不是英國的產品不好,而是中國的皇帝太守舊,認為自己的東西已經很好了,比如馬車,上千年都這麼顛簸著過來了,難道還不好嗎?
是的,千年不變,中國古人就乘坐著笨重的馬車或牛車,在路上顛簸往返,無論是上任,趕考,還是旅行,或者,回家過年。
古代沒有相機,當時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還有古畫流傳於世。以宋朝為例,從傳世的宋畫看,如《清明上河圖》《溪山行旅圖》《盤車圖》《雪溪行旅圖》等,大多是牛車,也有少量驢車。有人研究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餘匹動物,十三輛車,二十九艘船,八頂轎子。車、船、轎子,就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騎馬或者乘坐馬車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後,中原失去了戰馬的主要來源,因此嚴重缺馬,需要耗費鉅資向周邊買馬,有錢人才養得起馬,普通人家,一般騎驢,當時京師開封還有專門出租驢子的商鋪,相當於今天的計程車公司。能夠出租馬的,就等同於今天的豪華專車服務了。
在宋朝,春節已經是非常重要的節日了,著名的《東京夢華錄》一書,就記載過當時春節前開封城外擁堵不堪的情景。當時的車,有“太平車”“平頭車”“串車”,太平車是大車,連成一排,用二十多頭驢或騾子來拉,也有用六七頭牛來拉的,堪稱古代的大型平板貨車了。名畫《雪溪行旅圖》中,還出了三輛三牛廂車,以三牛牽引,雙層車廂,上層低而寬,是臥鋪,下層高而窄,是車廂,整個車子呈拱形。從畫中可以看出,最前邊的那輛車有人正從下層向上層爬去,第二輛車門大開,車上層有人裹被而臥,下層一人閑坐。最後邊的車上下層皆閉門,可能是行李車。這幅畫描述的是雪中趕路,可以稱之為“大宋春運圖”了。
從古人記載來看,除官員有公家配給外,民間無論租賃車還是轎子,都有明碼標價,如果沒錢,就只能靠兩條腿了。
當然,古代等級森嚴,對於乘坐什麼規格的車、幾人抬的轎子,都有明確規定,一旦超標,就可能給弄個“僭越之罪”,土豪們再有錢,明裡也不敢亂來。歷史記載的皇帝之外最奢華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年4月),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當時他乘坐的是前八後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無霸大轎子,這個轎子大到什麼程度,像個小閣樓,裡面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地方官員為了讓這台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樑,忙得不亦樂乎。
即使對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居正來說,這轎子無疑是嚴重超標了,更甚的是,還有精銳部隊護衛,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寫道:這支回鄉隊伍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當時張居正權傾天下,這次回鄉,拉風得很,但無論是高調秀恩愛,還是高調秀權勢,都沒好下場。張居正死後,遭受清算,這頂巨無霸大轎子,成了一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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