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中的基礎建設項目涉及多個當事方參與的複雜合同安排，包括投資者、投資銀行、行業顧問、法律顧問、建築承包商以及政府或國有企業。許多專案在政治層面和技術層面都具有挑戰性。投資者可能會面臨政治不確定、專案延誤、成本超支等問題，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還可能要放棄項目。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涉及無數不同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從而導致發生糾紛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本文主要介紹“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專案的交易選擇適用英國法的考量以及相關的爭議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專案交易適用英國法的考量
由於歷史和實踐的原因，英國法在貫穿亞洲、非洲、中東和歐洲的國際交易中被廣泛適用。語言、熟悉度和可接受程度等綜合因素使得英國法在跨境投資和跨境專案中處於主導地位。
英國法尊重當事方的商業合意，在發展諸如新技術或新概念或新架構等商業需求時提供靈活性。英國法項下的合同自由原則允許當事方就他們在交易中所想要的任何條款達成共識，起到當事方在合同檔中書面確認的作用。這為企業同意條款和要求嚴格遵守合同提供明確性。英國法並沒有普遍的“善意”原則，“善意”原則在其他法律體系中比較常見並能夠推翻當事方的合意。
英國法在過去50年以來不斷發展，多年以來適用于複雜的合同安排，尤為重要的是可在多種多樣的當事方之間進行風險分配，包括針對不同類型的資產採取安全措施。這種確定性意味著國際銀行能夠便利地開展具有可持續性的長期項目，允許其他投資者成功地再融資專案並回收資本投資新的企業。
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衍生並發展了市場標準——貸款市場協會(LMA)的規範檔。這使得複雜專案的協議能夠高效完成，不同層級債權人之間的需求得到滿足，無需持續發明新的協議。倫敦同時也是研發標準結構和PPP模式的主要宣導者，促進資本市場的有序融資，實現項目資金成本的最小化。
選擇英國法作為項目合同安排的管轄法律為項目提供協同效應和確定性，包括建築合同、工程和採購合同以及融資協議；若項目不幸流產，可依據英國法執行安全和擔保協議。許多項目合同會用英文撰寫，使用英國法將降低解釋中含糊不清的風險。
爭議解決機制—國際仲裁
長期以來，仲裁受到商業當事方和金融機構的青睞，成為在全球範圍內解決糾紛比國內法院更加中立的一種選擇。國際仲裁允許當事方在第三國選擇仲裁機構，無需向當事方任何一方的國內法院和法律部門提交爭議。
國際仲裁允許當事方就涉及重大、複雜基礎設施項目的爭端從合適領域的專家之中選擇仲裁員。每一方可向仲裁庭中立的主席提名一名仲裁員候選人。這可能比國內法院強制指派法官的做法更受當事方歡迎，儘管這一實踐可能有效導致相對稀少的專家獨立仲裁員在獨立非政府間的仲裁機構解決特定類型專案大多數的爭議。
中國公司普遍接受在香港和新加坡進行離岸仲裁的做法。這反映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和新加坡國際仲裁院(SIAC)待處理的案件資料之中。2015年和2016年，中國大陸作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第二大當事方來源地（僅次於香港），作為新加坡國際仲裁院第三大當事方來源地（僅次於新加坡和印度）。項目所在國家若遠離新加坡和香港，當事方可能傾向于選擇更加傳統的仲裁地點，例如倫敦、巴黎、蘇黎世、日內瓦、斯德哥爾摩或紐約。
倫敦國際仲裁院(LCIA)對於位於西方國家“一帶一路”基礎建設項目所引發的爭端而言是一個便利和完善的爭端解決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同時具備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國際仲裁院的許多優勢，而中國投資者對這些優勢更加熟悉。倫敦國際仲裁院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因為她瞭解潛在的司法管轄區並具有可信賴的程式。
保密性對參與重大複雜項目的商業當事方而言通常是一個重要因素；仲裁更夠更好地對爭端及其結果實施保密工作。
外國法院判決通常較難申請其他法域的法院進行執行。相反，仲裁裁決可以得到執行，只要司法管轄區的當事方是《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的成員國。目前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簽署了《紐約公約》。
隨著2018年1月深圳國際仲裁院在中國的成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西安設立兩個國際商事法庭，統稱為中國國際商事法庭(CICC)，國際仲裁在中國逐步得到認可和支持。這意味著支援“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專案通過調解和仲裁方式解決商業爭端。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法庭是否將來可能被國際當事方作為中立場所而廣泛接受，但是更加成熟的仲裁機構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院和國際商會則更有可能在短期內受益於“一帶一路”爭議解決領域的增長。
對投資者而言，中國公司更願意借助中國政府的協助解決與外國政府之間的爭端，但近幾年，中國投資者（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已經開始提起條約訴求尋求補償與海外投資相關的損失。這一趨勢也使得中國仲裁機構在此領域尋找機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公佈的《國際投資爭端仲裁規則》以適應實施“一帶一路”建設和支援海外的中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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