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險仍是投資東南亞最大挑戰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接連發生政治事件。泰國前陸軍司令巴育政變奪權，軍人集團重返權力核心；緬甸軍方大選落敗，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上臺執政……儘管上述政治事件並不存在直接的相關性，但均為21世紀以來政治多元化的必然結果。對“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推進而言，這是機遇，也是挑戰。

政治多元化帶來機遇

從形成原因來看，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政治多元化，很大程度上根源於長期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對既有發展模式缺乏公平性的強烈不滿。這就使得相關國家的政治多元化將會推動發展模式變革，並有助於在發展理念上與“一帶一路”形成重要共識。

從基礎設施建設，到勞工技能培訓，再到產業扶持開發，都需要持續地投入大量資源，但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量部分並不足以支撐相應需求。這就意味著，除非引入外部資源，否則相關國家就需要重新劃分既得利益以保證邊緣群體的發展需求。

“一帶一路”契合了相關國家的增量改革訴求，有助於其在政治多元化進程中與我國形成互利共贏的發展共識。作為推動亞歐非大陸沿線各國開放合作的宏大經濟願景，“一帶一路”將為東南亞相關國家提供解決存量改革難題的重要契機。“一帶一路”將為相關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發展機遇，有助於推動創造性產業轉移，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公平、合理、高效的區域產業分工體系。近年來，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相繼提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規劃，並表達了與“一帶一路”進行對接的積極立場。

政治多元化帶來的政治風險仍是投資東南亞最大挑戰

東南亞相關國家的政治多元化進程在短期記憶體在明顯不確定性，很可能引發權力結構層面的政治風險，從而對“一帶一路”及相關國家的對華合作形成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從穩定性來看，核心圈層的政治主導權變動，有可能影響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的主流看法與官方立場，甚至有可能引起明顯的政策調整。如在菲律賓，杜特爾特掌權後，中菲關係明顯改善，“一帶一路”更是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但是，面對傳統家族集團的政治壓力，杜特爾特的政治前景並不明朗，如果發生意外就有可能引起局勢逆轉，甚至再次形成阿基諾三世執政時的不利局面。

第二，從協調性來看，相關國家的各派力量在尚未劃定“權力- 利益”邊界的情況下，將很難就對接“一帶一路”的體制機制改革做出妥協與讓步。

“一帶一路”的有序推進要求各國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唯有切實推動體制機制的創新與完善，方能滿足“五通”發展的需要。其中，僅就貿易暢通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就至少包括加強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海關合作，以及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準計量、統計資訊等雙多邊合作。但是，任何事關體制機制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需要面對既得利益分配體系的協調難題。

第三，從有效性來看，權力結構調整的政治博弈，有可能引起相關國家執行與監管能力的下降，使其難以保證“一帶一路”的相關工作得到有效落實。東南亞相關國家在政府的執行與監管方面普遍存在問題，特別是新東盟國家緬甸與柬埔寨，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腐敗嚴重，難以有效滿足“一帶一路”對開放條件下社會經濟建設的需要。

三方面應對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多元化

建議針對相關國家不同圈層的權力集團與社會群體開展工作，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民心相通格局。

其一，加強智庫建設，針對“一帶一路”發展規劃與項目合作的可行性，開展跨國聯合研究，改善相關國家核心權力集團對“一帶一路”的看法與立場。

相關國家的核心權力集團對“一帶一路”存在顧慮甚至偏見，通過官方管道進行交流與溝通並不合時宜，因為在政治多元化進程中，很容易引起其他權力集團的質疑與不滿，產生不必要麻煩。依託智庫開展遊說工作，將是更為合理的解決路徑。一方面，智庫具有非官方性，相關研究也屬於學術建議，而不是官方承諾，有助於避免政治猜忌；另一方面，智庫研究在客觀性與準確性方面更具有說服力，有利於提高遊說工作效果。

其二，加強與相關國家知識精英的交流與溝通，增信釋疑，培養新生代知華人士與友華力量，提高相關國家在具體工作中對接“一帶一路”的執行能力。推動“一帶一路”相關工作的有效落實，就必須在相關國家的人治環境下，爭取掌握體制機制裁量權的知識精英的支持，否則將很難克服執行與監管方面的現實瓶頸。

其三，加強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宣傳力度，提高相關國家民眾對“一帶一路”互利共贏理念的直觀感受，促使相關國家形成自下而上的對華合作訴求。（作者周方冶，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