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Ganeshan Wignaraja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冠肺炎疫情後亞洲的增長》一文中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份發佈《2020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亞洲經濟增長速度可能達到50多年來的歷史低點，並會放緩至停滯狀態，這反映了疫情對經濟的打擊。該報告預計，2019年至2020年，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下簡稱亞洲)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從5.5%下降到1.0%，2021年將出現強勁的“V型”復蘇，達到8.5%。
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旅行的發展，使疫情在亞洲迅速傳播，引發了一場經濟衝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韓國、馬來西亞和越南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中斷，資本從東南亞和南亞的股票市場流出，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的外匯和旅遊收入也在下降。此外，整個區域的就業和生計受損。
IMF通過其亞洲代表處獲得宏觀經濟資料的管道，目前仍難以評估疫情對該地區經濟的全面影響。許多亞洲經濟體缺乏月度甚至季度的經濟資料，宏觀經濟預測模型不能分析疫情造成的破壞。此外，IMF預測的2021年反彈前景可能反映出，各國家辦事處需要作出較為樂觀的預測，以確保一定程度的債務可持續性。經濟的快速復蘇取決於財政政策空間和企業的參與。
如果疫情長期爆發，並對亞洲經濟造成長期影響，經濟發展可能呈“L型”。在“L型”情景下，疫情持續在整個區域迅速傳播，遏制措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病毒的新變異可能帶來第二波疫情，疫苗研製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此外，亞洲的增長可能在2020年跌至1%-2%，並在2021年持續低迷。這種情況比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還要糟糕，當時亞洲經濟增長率分別跌至2.8%和7%。與此同時，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滑至-1.0%至0.5%。這些預測暗示亞洲漫長的經濟衰退。
鑒於疫情的快速蔓延，亞洲更有可能出現“L型”復蘇，而不是IMF預測的“V型”復蘇。
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有幾個因素促進了亞洲的經濟復蘇：中國和日本擁有大量的儲蓄；重組銀行；較強的製造能力；南亞的年輕勞動力以及亞洲大量的中產階級消費者。這些因素可能協同作用，在2020年下半年推動亞洲經濟增長。
正如以往亞洲面臨危機時顯示的那樣，復蘇可能起源于東亞，尤其是中國和韓國。然而，歐洲和美國對亞洲商品的需求疲弱，全球保護主義抬頭，以及供應鏈的長期重組，可能抑制亞洲2021年的增長前景。
IMF的政策處方——放鬆貨幣政策，實施靈活金融監管，協調財政刺激和增加醫療支出——似乎不足以鼓勵惠及亞洲貧困人口的增長。顯然，為抵消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損害，有必要實施有效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
例如，馬來西亞和泰國等較富裕的國家正計畫實施大規模刺激計畫。這些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花了20年時間積累外匯儲備，以應對這類外部衝擊。
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等債務與GDP之比超過80%的較貧窮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空間和外匯儲備來效仿上述做法。相反，它們需要通過IMF新的計畫來穩定宏觀經濟，通過談判推遲償還雙邊和多邊貸款機構的債務，提高稅收和改善稅收管理。
改善南亞捉襟見肘的衛生系統也同樣重要。幾十年來對公共衛生的投資不足意味著應對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需的醫生、藥品和病床短缺。南亞的目標應該是公共衛生支出逐漸增加到GDP的4%左右(從現在開始增加了1%)，同時遠端醫療的投入也要逐步增加。此外，還需要為因經濟衰退和長期封鎖而陷入困境的貧困人口提供基本收入支助計畫和緊急糧食供應。
時間會告訴我們，在疫情之後，亞洲會出現“V型”還是“L型”的增長模式。制定有效的混合政策和應對措施將有助於應對疫情，並為未來的扶貧增長創造動力。IMF應與亞洲主要國家和其他發展夥伴共同努力，確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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