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題為“貨幣政策”的博鼇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分論壇上，參與討論的嘉賓大多數時候談的卻是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這或許能說明在當前的宏觀形勢下，決策者對於各類政策工具的態度與抉擇。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直言，儘管在危機後的經濟恢復過程中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必要的，貨幣當局也能創設一些工具來助力結構性改革，但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我們或許已處於寬鬆週期的尾部。當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更加理性後，將更加重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貨幣政策的能與不能
次貸危機後的近十年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紛紛加大寬鬆力度，並採取了量化寬鬆和負利率等非常規手段。
周小川認為，量化寬鬆政策已經實施多年，或許我們已經達到寬鬆週期的尾部。儘管各國在危機後的復蘇進程不盡相同，從全球的視角看再通脹也還難有定論，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步調並不會協調一致，但對於貨幣當局來說，發出“不要過於依賴貨幣政策”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貨幣政策並非萬靈藥。
政策本身就是權衡的藝術。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貨幣政策也是如此。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充斥大量流動性，但許多流動性並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催生了許多資產泡沫。
周小川指出，我們需要在不同目標之間作出取捨。高通脹或資產泡沫是貨幣政策的非預期後果，不能說寬鬆的貨幣政策是資產泡沫的直接原因。貨幣政策或許會有副作用，但我們需要從危機中走出，應當看到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經濟得到了康復。
之所以人們會依賴貨幣政策應對危機，在周小川看來是危機剛發生時，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占GDP的比重比較高，比如歐盟的警戒線就是60%，很多國家都逼近這一紅線，後來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因此當時很多國家的貨幣政策制定者認為財政手段已經窮盡了，所以貨幣政策扮演了突出的作用。
改革政策需形成合力
“事實上，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沒有財政政策，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周小川表示，要發出這個信號，告訴人們不要過於依賴貨幣政策。
巴基斯坦前總理、前花旗私人銀行總裁Shaukat Aziz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使用已經到了極限，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到其他政策如財政政策，而更為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單純依賴貨幣政策，能幫助你出門，但並不能使你抵達目的地。”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政井貴子在參與分論壇討論時指出，貨幣政策本身對經濟恢復有效果，但與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會更有效。她還特別強調，結構性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見效。她以日本的旅遊業為例，日本政府於2003年開始鼓勵旅遊業的發展，當時每年到日本的遊客不到1000萬人，目前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4000萬人，旅遊業對GDP的貢獻達到3萬億日元。她認為，這些變化不會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生，也許需要十年甚至更久。
這當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是什麼？政井貴子強調，貨幣政策應該首先關注通脹目標，此外還需要保護和支援結構性改革所關注的行業。目前看，有些領域的效果可能不是很明顯，但或許五年或十年後，情況會有所不同。
周小川介紹說，從中長期看，中國已經從依賴進口轉向促進內需，並從以往的製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中短期看，中國正在進行“三去一降一補”，來解決結構上的問題。
周小川特別強調，儘管不能過於依賴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並非毫無作用。理論上說，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但貨幣當局也可以創造一些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資金進入一些戰略性和薄弱性產業。英國央行此前推出了“融資換貸款”（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簡稱FLS）計畫，中國央行也創設了一些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資金進入“三農”和小微企業，但最終效果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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