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24日表示，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衝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注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線上修復”；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
他是在“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陳雨露介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銀行研究，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四是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關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主題，陳雨露介紹，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徵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
從概念上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類是在嚴重衝擊之後，中央銀行為恢復金融市場和金融仲介功能以及緩解金融體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類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況下，通過對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規模資產購買，為經濟活動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陳雨露表示，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陳雨露介紹，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衝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注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線上修復”；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
“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在貨幣政策操作上，注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些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中國央行正在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和提煉。”陳雨露透露。
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風險防範”主題，陳雨露表示，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週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週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紹，中國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開始實行，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銀行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資訊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此外，關於“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的主題，陳雨露介紹，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途徑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人民銀行將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貫穿于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有益創新。比如金融科技方面，人民銀行推動的基於區塊鏈的數票據交易平臺，走在了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對個人資產安全、隱私保護、全球金融穩定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影響。
他是在“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陳雨露介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銀行研究，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四是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關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主題，陳雨露介紹，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徵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
從概念上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類是在嚴重衝擊之後，中央銀行為恢復金融市場和金融仲介功能以及緩解金融體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類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況下，通過對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規模資產購買，為經濟活動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陳雨露表示，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陳雨露介紹，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衝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注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線上修復”；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
“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在貨幣政策操作上，注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些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中國央行正在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和提煉。”陳雨露透露。
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風險防範”主題，陳雨露表示，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週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週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紹，中國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開始實行，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銀行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資訊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此外，關於“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的主題，陳雨露介紹，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途徑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人民銀行將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貫穿于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有益創新。比如金融科技方面，人民銀行推動的基於區塊鏈的數票據交易平臺，走在了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對個人資產安全、隱私保護、全球金融穩定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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