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今後3年要重點抓好三大攻堅戰，其中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排列首位。緊接著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強調，2018年要支持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顯然，2018年地方債將迎來更大力度的監管。
實際上，監管部門在2010年就意識到要控制地方債無序擴張，但監管政策並未馬上奏效。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仍繼續擴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存在矛盾，地方財政為了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同時擴大自己的政績，通過舉債等融資方式獲得資金，並擴大支出規模，造成了地方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地方官員任期與評價制度也為地方債擴張提供了內在激勵，地方官員為實現個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主動推高了地方債務規模。
2017年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行為全面收緊，但在中央政府規範和約束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的同時，由於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投資衝動，規範的融資路徑難以滿足其資金需求，加之銀行業面臨“資產荒”，迫切需要尋找能提供一定回報且風險可控的優質借款主體。供求兩相契合，面對已有的政策約束，銀行和地方政府在融資模式上進行了諸多“創新”，以實現監管套利，由此成為“影子銀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地方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主要形式，一種是繼續通過融資平臺公司，以銀行貸款、債券類融資工具、保險、資管產品等方式替政府融資，靠政府擔保或資金償還；二是以不合規的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變相舉債。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隱性債務擴張背後除了內在衝動，一些金融機構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防控地方債風險，除了需要繼續規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不斷完善地方債發行的正途，為規範地方政府融資控制債務風險創造條件，以及逐步清理不規範行為，控制隱性債務的過快增長外，還要完善金融監管政策，壓縮監管套利空間。
這就是2018年地方債的“集體行動”的監管思路：財政部聯合國家發改委、司法部，尤其是金融監管部門，聯手整治地方債亂象。
2017年12月底以來，“一行三會”密集發文，收緊了“錢袋子”。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制止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嚴禁以政府投資基金、PPP、政府購買服務等名義變相舉債，釋放出嚴控地方債風險的明確信號。比如，針對有金融機構利用許多創新業務和產品（主要是投貸聯動、資管產品以及同業業務等）來為地方政府融資加杠杆的情況，各監管部門都在遵循資管新規中穿透金融風險、降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的要求，收緊“名股實債”類項目的備案關口。
這一輪監管自上而下，“一行三會”等形成監管合力，一系列完善監管政策的出臺，壓縮監管套利空間，直接或間接地堵上了地方債資金供給的“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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