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當下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事是“三去一降一補”。其中，最重要的是去產能。造成產能過剩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結果，核心是沒有把政府和市場關係處理好；目前保持GDP保持6.5%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實現翻番預期目標沒有問題，但如果轉型不及時，會把許多問題拖延到2020年以後，為後續發展帶來更大困難；新常態下最核心的是轉型問題，我國目前的杠杆率已超過2008年，高於許多發達經濟體……
昨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等舉辦的“大轉型時代的中國：贏在轉捩點——《中國經濟轉型與創新發展叢書》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京城眾多專家——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宋葛龍、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等——與會並發表真知灼見。會議圍繞“經濟轉型大趨勢”、“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前景”、“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贏在轉捩點
進入發展新階段，無論是一個地區，還是一個企業，主要不是贏在起點，而是贏在轉捩點。
中改院院長、《叢書》編委會主任遲福林在發言中指出，我國經濟轉型呈現出時代性的和階段性的新特點，未來幾年的經濟轉型不僅對我國的中長期增長有著決定性影響，而且對全球經濟增長和推進世界經濟治理格局的調整也將產生某些重要影響。適應這個趨勢，要以經濟轉型為目標著力實現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突破，一是要推進服務業市場的全面開放，把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新階段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二是要優化企業發展環境，激發企業家精神，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三是要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為重點深化農村改革，把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落到實處。他還指出，要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二次開放”，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也是擴大開放的重大選擇。
遲福林認為，經濟轉型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估計，要打破自覺和不自覺的思想禁錮，理順五大關係：一是速度與結構的關係；二是短期與中長期的關係；三是政策與體制的關係；四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五是頂層設計與繼承創新的關係。
隆國強指出，我國處在一個大轉型的時代，在對外經濟關係變化上要關注兩個大的轉換。一個是比較優勢的轉換。隨著我國比較優勢的轉換，這就需要提升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產業結構，形成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優勢。二是我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帶來的與世界關係的轉換。這就需要進一步開放，創造新的開放紅利，與全面深化改革相互配套，以開放促進改革。
宋曉梧認為，當前經濟增長面對比較突出的問題，應該轉到投資效益提高、資源消耗合理、內貿外貿平衡、生態環境良好、收入分配合理、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的增長上。這就需要處理好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速的關係。
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並重
轉型不能只看當下，要放眼長遠。從當下到今後，從經濟到社會，從新興產業到特色產業等都應該兼顧。無論是各地政府還是企業，都不可再搞“一刀切”、“一窩蜂”、一言堂“，盲目追求高大尚。
張卓元認為，我國經濟轉型要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式增長，這個轉變主要是通過市場化改革實現。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有能力也有辦法保住6.5%的增長，但如果措施不當，也有可能會帶來比較嚴重的後果。對此，在採取措施的時候，要把當前增長和中長期發展結合起來。
範恒山提出，解決當前產能過剩涉及一系列深層次的制度建設，但核心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對於產業發展，政府要做好兩件事，一是因勢利導，包括政策引導，激勵發展適宜產業和優勢產業，也包括明確控制底線，禁止發展無良產業和無前景產業；二是因地制宜，支援各地根據潛力與條件，發展特色產業和新型產業，不搞一刀切。對市場來說 ，是要真正使其在產業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核心是使企業真正具有自主性從而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在競爭中適應市場需求不斷實現產業發展和產品生產的優勝劣汰、及時轉變調整，並對自已的行為負全部責任。
徐林談到，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同時還要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有兩個最核心的轉型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一是經濟轉型，要實現經濟由過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或者是要素優勢支撐的增長，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型。這個轉型如果能夠實現，可以保持6.5%的增長速度。二是社會轉型，以城市化為核心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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