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部長高虎城12月1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十三五”時期應堅持開放型經濟發展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相結合，加快內陸沿邊開放步伐，提升沿海地區開放水準，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文章透露，我國已在沿邊地區建設了17個邊境經濟合作區，與哈薩克斯坦合作設立了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正在與老撾、越南、蒙古等國推進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應進一步完善支援政策、創新發展模式，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基地和開放門戶。
文章提出，“十三五”時期，應抓住全球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以對外承包工程為先導，以金融、保險服務為支撐，大力推動裝備製造出口。
文章表示，應在鞏固運輸、旅遊等傳統服務貿易的同時，努力擴大文化、中醫藥、軟體和資訊服務等新興服務出口。順應裝備製造業走出去趨勢，大力發展相關的金融、保險、物流、維修等服務貿易出口，實現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對外投資緊密結合、相互促進。提高服務外包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從被動接包向專業服務提供者轉變。
以下為全文：
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
高虎城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時期，國內外環境發生新變化，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對提高對外開放水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提出：“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推進雙向開放，促進國內國際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我國未來5年對外開放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要深刻領會全會精神，認真總結對外開放的歷史經驗，不斷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培育我國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更好條件。
準確把握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充分認識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的重要性
“十二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新的歷史性成就，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大國，開放型經濟實力和水準顯著提升。“十三五”時期，國際金融危機的後續衝擊仍將發酵演化，勢必對全球經濟增長、技術革命、產業變革和規則演進等諸多領域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發生新變化。
從國際環境看，一是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態勢難以改變。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再平衡步履維艱，增長動能明顯不足；需求約束進一步加劇，市場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稀缺資源。二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一些中高端製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替代部分跨境貿易和投資。全球貿易增速已連續3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速，跨國投資遠未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水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速整合。三是國際規則體系面臨深刻變革。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坎坷，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步履維艱，區域經濟合作方興未艾。發達國家致力於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試圖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本，佔領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
從國內環境看，一是我國的比較優勢發生新變化。近年來，我國要素成本持續攀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傳統比較優勢明顯弱化。與此同時，我國人力資本、資金供給、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產業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續增強，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比較優勢正在形成和強化，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基礎更加堅實。二是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持續上升。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顯著上升。我們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明顯增強，比以往更有條件主動謀劃新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更有條件主動為國內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準。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更為迫切，需要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引進先進要素，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需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以組裝製造為主的局面，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提高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完善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形成沿海內陸沿邊協作互動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給予了特殊開放政策，再加上地理區位、發展基礎和要素稟賦的差異，我國內陸沿邊地區對外開放一直相對落後，對外開放海強陸弱、東快西慢特徵明顯。2014年，東部地區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分別占全國的85%和81.9%；地方企業對外投資中，東部地區占80.1%。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出發，“十三五”時期應堅持開放型經濟發展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相結合，加快內陸沿邊開放步伐，提升沿海地區開放水準，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開放口岸少、基礎設施差、物流費用高，一直是內陸沿邊地區擴大對外開放的主要制約因素。《建議》提出，“加強內陸沿邊地區口岸和基礎設施建設，開闢跨境多式聯運交通走廊”。應結合“一帶一路”建設，與相關國家共同規劃建設面向東南亞、南亞、中亞、歐洲等地區的國際物流大通道，支援內陸沿邊地區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加強相關國家交通、物流標準體系對接，為內陸沿邊地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加快內陸沿邊開放，既要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更要夯實對外開放的產業基礎。《建議》提出，內陸沿邊地區要“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群，形成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基地”。這就要求內陸沿邊地區提高吸納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能力，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加工製造、貿易物流等產業，儘快形成一批外向型產業集群。外向型產業和各類產業集聚園區的發展應充分依託本地優勢、突出自身特色，切實防止重複建設和低水準競爭。《建議》要求：“提高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發展水準。”我國已在沿邊地區建設了17個邊境經濟合作區，與哈薩克斯坦合作設立了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正在與老撾、越南、蒙古等國推進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應進一步完善支援政策、創新發展模式，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基地和開放門戶。
沿海地區對外開放起步早、經濟發展基礎好，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準更具有利條件。《建議》提出：“支援沿海地區全面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培育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基地和經濟區。”應推動沿海地區對外開放轉型升級，提升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的層次，加快從國際加工裝配基地向先進製造基地轉變，從製造中心向製造研發中心、服務貿易中心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在對外開放中的引領作用。
加快對外貿易優化升級，推動我國從外貿大國邁向貿易強國
我國已成為貿易大國，但對外貿易結構不盡合理，大而不強問題仍較突出，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和自有品牌的產品不多，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重擠壓，迫切需要實現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轉換。《建議》明確提出，“加快對外貿易優化升級，從外貿大國邁向貿易強國”“推動外貿向優質優價、優進優出轉變”。這為“十三五”時期外貿發展指明了方向。
提高傳統優勢產品的競爭力。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消費品是我國的傳統優勢產品，但近年來競爭力逐步削弱。應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產品品質，加強行銷和售後服務網路建設，鞏固國際市場份額。完善通關監管模式，鼓勵跨境電子商務、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等新型貿易方式發展，支援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壯大裝備製造等新的出口主導產業。從消費品出口向消費品和資本品出口並重轉變，是我國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從國際經驗看，貿易強國往往是裝備製造等資本品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裝備製造業取得了長足發展，高鐵、通信、電力設備、工程機械等產品性價比高，具備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十三五”時期，應抓住全球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以對外承包工程為先導，以金融、保險服務為支撐，大力推動裝備製造出口。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服務貿易已經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焦點和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途徑。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但與貨物貿易相比仍然滯後。應在鞏固運輸、旅遊等傳統服務貿易的同時，努力擴大文化、中醫藥、軟體和資訊服務等新興服務出口。順應裝備製造業走出去趨勢，大力發展相關的金融、保險、物流、維修等服務貿易出口，實現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對外投資緊密結合、相互促進。提高服務外包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從被動接包向專業服務提供者轉變。
積極擴大進口。進口不僅有利於彌補國內資源短缺、促進國內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也有利於發揮我國的市場規模優勢，帶動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建議》明確提出：“實行積極的進口政策，向全球擴大市場開放。”應根據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市場供求狀況，完善進口促進政策，提高貿易便利化水準，積極擴大能源資源、先進技術、關鍵零部件和國內有需求的消費品進口。
完善雙向投資佈局，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協調發展
相對於對外貿易而言，雙向投資是對外開放的更高級形態，是我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更好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的有效途徑。應在積極有效利用外資、集聚全球優勢資源的同時，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斷提高全球資源和市場配置能力，整合和延伸產業鏈，擴大與世界各國的利益匯合點和優勢互補點。
在引進來方面，現階段利用外資不是簡單的引進資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國際投資承載的技術創新能力、先進管理經驗以及高素質人才。《建議》提出：“擴大開放領域，放寬准入限制，積極有效引進境外資金和先進技術。”應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吸引外資進入高端製造業，同時抓好服務業擴大開放先行先試，循序漸進放寬服務領域市場准入，分層次推進服務業開放。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品質，在更大範圍推廣複製。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促進公平競爭。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依法開展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推動產業聚集園區轉型升級，加快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促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發展。
在走出去方面，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由貿易大國邁向投資大國、產品輸出邁向產業輸出的新階段，出現了市場、能源資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建議》明確提出：“支援企業擴大對外投資，推動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建設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產基地，培育一批跨國企業。”應完善境外投資管理，健全對外投資促進政策和服務體系，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水準。推動同更多國家簽署高標準雙邊投資協定、司法協助協定，爭取同更多國家互免或簡化簽證手續。完善對外投資風險防控機制，構建海外利益保護體系。制定走出去國別產業規劃，有序推進重點行業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帶動我國裝備、技術和服務輸出。推動更多有實力的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成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骨幹力量和重要依託。走出去的快速發展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議》提出，“積極搭建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金融服務平臺”。應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功能，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加快境外佈局、創新融資模式，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構建廣覆蓋、高效率的金融服務平臺，為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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