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來，拉美國家不斷努力改變上一年度糟糕的經濟表現，經濟形勢開始呈現復蘇勢頭。不過，有關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美聯儲加息等多重因素將致拉美經濟復蘇前景受到影響，未來拉美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將不斷增強，但企業同拉美的經貿合作也需防範存在的潛在風險。
《拉丁美洲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的轉型可能會給拉美的出口帶來深刻影響。到2030年，智利、秘魯等國的大宗商品出口增長率可能會從21世紀的16%下降到4%左右，如墨西哥等以製造業及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增速會從5%降至2%。
西班牙ESADE商學院經濟、金融和會計系教授佩德羅•阿斯納爾（Pedro Aznar）認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再平衡在特定農產品行業也會給拉美的出口創造機遇，因為中國要用遠遠不足世界10%的耕地和水資源支撐著全世界近20%的人口。由於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中國的食品消費模式也在發生改變，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家可以憑藉在產品細分和出口產品方面的優勢從中國消費模式的改變中獲取最大利益。
經合組織拉美加勒比地區發展中心主任安吉爾•梅圭索（Ángel Melguizo）認為，中國和拉美的關係始於貿易往來，但未來合作的方向不僅僅局限於貿易。2016年，中國國有政策性和商業銀行向拉美提供了約210億美元的貸款，外國直接投資和信貸給中拉金融合作帶來機遇。
安吉爾說，拉美想要抓住同中國的合作機遇就必須採取行動。比如，要滿足中國逐漸增長的食品需求，拉美國家政府就需要支援企業，説明他們在生產鏈中實現更高的增值目標，例如烏拉圭肉製品行業實現了電子追蹤、阿根廷開發出大豆種子。拉美各行業可以擴大服務範圍，比如為中國的跨國企業的全球網路提供後勤和通信支援。旅遊業也顯示出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因為目前每100個中國人中只有一個曾到拉美旅遊。拉美國家可以重新考慮簽證限制和複雜的移民手續來促進地區間交流。
他表示，抓住中拉經貿機遇需要完善中拉多邊對話和談判協調機制。南共市、加勒比共同市場、太平洋聯盟等現有的平臺都能夠促進協調機制的建立，幫助拉美國家找到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策略。在與中國的對話方塊架下，中拉貿易協定不應該局限於貿易政策，還應包括非壁壘措施以及服務業、投資、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競爭政策和監管透明度等方面的行為準則。
《2017年國際風險評估報告》顯示，跨國公司企業家和拉美國家官員認為拉美地區的商業風險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風險存在明顯差異。報告顯示，世界範圍來看，網路資訊安全、資料作假、恐怖主義、大規模移民潮等因素是政府或企業在某國投資合作需要規避的主要風險，但拉美地區存在其特殊性，主要存在五大風險。
一是政府執政危機。近日牽連拉美多國的巴西建築公司行賄案使得秘魯、巴拿馬多國高層政要陷入醜聞，甚至不排除現任執政政府有可能被繼續牽連的可能。委內瑞拉政府同樣陷入執政危機，外國企業紛紛從中撤資。巴西前總統羅塞夫遭彈劾、阿根廷前總統克莉絲蒂娜被起訴等諸多案例表明對拉合作需要密切關注其政治動向，避免政府更迭或者醜聞使企業蒙受不必要損失。
二是失業和不充分就業。此項指數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比拉美更高風險，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顯示2016年拉美失業率超過8%，16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達到14%。就業不充分對商業行為的風險主要在於“影子經濟”，非法雇傭、社會治安、勞工工作熱情低下等問題可能會讓企業蒙受損失。
三是財政危機。上世紀80年代拉美爆發的大規模債務危機直接導致地區“失去的十年”，財政危機往往也和政治執政危機緊密相連。但專家認為，拉美的這一風險在2017年會有所改善。阿根廷財政部長宣佈了新的初級財政收支目標和稅收框架以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巴西也在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同時不斷調整稅收框架和退休金體系。
四是社會動盪。這一問題曾經長期佔據拉美商業風險之首。近年來有所改善，但因貧富差距、自然災害等導致搶劫、偷盜等犯罪事件時有發生。
五是能源價格的波動。“亞洲與阿根廷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古斯塔沃•吉拉多表示，儘管拉美很多國家語言相通、文化相近，但每個國家都存在差異，中國企業同拉美進行經貿合作時，應該瞭解每個國家獨特的政治法律因素，注意差異化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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