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匯率走勢引發市場廣泛關注。多位專家表示，下一步的重點是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改革中，要堅持市場化原則，盡可能減少對宏觀經濟衝擊，沒有必要過快推進自由浮動，應通過漸進的方式逐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一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謝伏瞻表示，作為兩種貨幣的兌換價格，匯率是宏觀經濟中處於核心地位的經濟變數，匯率制度選擇既受到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影響，也與一個國家的開放程度，國家經濟體的大小、發展階段等很多重要因素密切相關。匯率制度和匯率水準又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經濟結構變動以及人民福祉。
謝伏瞻指出，從過往實踐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高了對外開放水準的動力和壓力，促進了出口結構優化和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內外平衡，避免了經濟在遭遇外部衝擊時的大起大落，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
對於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謝伏瞻強調，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一是始終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逐漸減少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直接干預；二是要始終堅持改革自主性、漸進性和可控性，與我國對外開放總體進程相匹配。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丁志傑表示，人民幣匯率改革方向是市場化取向，讓市場機制在人民幣匯率中發揮決定作用，但自由浮動不是現實的目標，甚至不是所謂的理想彼岸，有管理浮動是現實選擇。
自由浮動並非適合所有國家
有些專家認為，人民幣應盡可能自由浮動，但也有些專家認為，自由浮動需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自由浮動並非適合於所有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指出，在人民幣匯率水準和機制一起討論的時候，我們應重機制，把改革置於第一位，應主要關注匯率形成機制，致力於創造能夠不扭曲匯率形成的因素，並能充分展示這些因素的機制。“把太多精力放在匯率水準計算上，得不償失，因為匯率不是算出來的。”
他說，下一步的重點是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環境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環境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推進背景下，重點在建立有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微觀市場結構上下功夫，包括參與者、工具、交易機制、交易市場，以及風險管理機制等各種制度規定等。
“匯率是一個開放型體系，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甚至心理因素等都會對其產生影響。”李揚認為，關鍵要建立讓人民幣能夠充分展示其價值和購買力的市場機制，引導我們在全球有效配置資源。
在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高級宏觀經濟分析師高明看來，自由浮動需一定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2015年8月11日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已取得明顯進步，今年以來匯率雙向波動、彈性明顯提升，沒必要過快推進自由浮動。“本質上來說，制度和政策也都是內生於經濟系統的。”
丁志傑表示，自由浮動有嚴格界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自由浮動是指在任意六個月裡政府對匯率的干預不得超過三次，每次干預不超過三個營業日，且干預使得市場失衡只持續一至兩天就消失。
如果匯率確由市場決定，但不符合自由浮動的嚴格定義，則歸於浮動匯率這一類。
丁志傑強調，事實上，自由浮動並不適合所有國家，甚至不適合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年報，在192個經濟體中，實行自由浮動的只有31個國家，其中包括歐元區19個成員國；其他12個實行自由浮動的國家中，屬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只有智利、墨西哥、俄羅斯、波蘭和索馬里等5個。過去也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實行過所謂自由浮動匯率，比如阿根廷、巴西，由於都經歷過大幅度貶值，又退回去了。
人民幣匯率總體趨穩
“論及匯率，人們容易把注意力集中於相關國家及其政策上，這很重要，但並非全部，亦非最重要因素。”李揚表示，“上世紀末新一輪全球化以來，國際金融領域最突出的現象就是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國際私人資本在肆虐，國際私人資本遵循的是市場規則，各相關國家的政策只是其決策因素之一，為避免國際私人資本的洗劫，應把我們的市場機制搞健全，減少市場套利空間，這樣匯率才能真正長期穩定。”
李揚強調，匯率制度要與經濟體系協調並進，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到何種程度，外匯制度和匯率機制也應大致發展到那個程度，否則會存在套利空間。
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匯率能升能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能升能貶還是要打破對匯率升與貶的心理預期。”
當前，儘管美元指數繼續走高，但漲勢明顯放緩。6月、7月、8月連續3個月漲幅均未超過1%。“未來人民幣匯率總體趨穩。”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判斷。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