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戰爭”可能只是陰謀論者的熱詞，但在金融開放上，防患未然卻是必須做的事情。
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人民日報》撰文，就今後一段時間的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規劃做出詳細闡釋。主體思路是塑造金融開放發展新體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和審慎管理框架，堅持底線思維，確保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金融平衡、穩健、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今年“8·11”匯改以來，金融開放步步為營。開放程度越高，不確定性也越多。周小川在文中也強調，要建立國家金融安全機制、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有效應對極端情況下境外對我實施金融攻擊或制裁。”
周小川談到“金融攻擊”，引發了市場的關注。在今年夏天的股市巨震中，就有市場人士質疑，境外勢力做空是一個重要誘因。當時甚至有觀點提出，“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已經靠近中國。此類觀點處於極大爭議中，至今沒有定論。不過，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境外資金對境內金融系統安全的影響，卻越來越有必要給予高度重視。
“‘金融攻擊’主要不是針對當下，不宜對‘金融攻擊’字眼作過度解讀。”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國際治理和國際金融活動方面，我國應是抱著最大的善意和積極姿態來參與世界經濟的。當然，一個國家建立金融安全網既要應對大概率事件，也要應對小概率事件。既要考慮現在的問題，也要考慮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否則必然是不完備的。
陸磊強調說，“金融攻擊”的提出並不表示此刻立即發生，它可能像地震、海嘯等只是小概率事件，也應預先考慮應對之策——恰如國防的存在不是為了黷武，而是為了保障國民安全和國土完整。
攻擊何在？
11月初官方公佈的一起金融案件，被不少人認為具有濃厚的“境外背景”。
今年7月，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親自帶隊赴上海進行調查，11月初官方公佈了調查進展，稱成功偵破一起“以貿易公司為掩護，境外遙控指揮、境內實施交易，作案手段隱蔽、非法獲利巨大的涉嫌操縱期貨市場犯罪案件”。
專案組發現，事涉伊世頓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該公司通過高頻程式化交易軟體，以較小的資金投入反復開倉、平倉，非法獲利高達20多億元人民幣。公安機關認為，該公司異常交易行為符合操縱股指期貨市場的特徵，涉嫌操縱期貨市場犯罪。相關責任人已被批捕。
“在上海破獲的這起案件，算是外部力量攻擊我國金融系統的實例。”前資深投行人士、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黃建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根據目前官方披露的資訊，該案中境外資金通過地下錢莊等方式進入境內操縱股指期貨市場，具有金融攻擊的特徵。不過，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目前通過合法管道進行“金融攻擊”是比較困難的。
一位長期從事全球投資的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伊世頓案”還在調查過程中，目前很多問題還在猜測。他告訴記者，投資業內對伊世頓的判斷主要是兩點：一是公司以貿易公司為名輸入資金逃避管制，這是違法行為；二是公司高頻交易採用“剃頭皮”策略，這在國際上都是極受爭議的。
“我認為這與境外勢力攻擊境內金融安全還是兩個概念。”該人士認為，伊世頓由國外輸入的資金規模很小，主要是國內融資，所以很難談得上是境外勢力攻擊。不過目前案件尚在調查中，最終結果尚未公佈。
另一個被認為有可能存在某些勢力操縱的標的，就是大宗商品。近期國際市場大宗商品連續下跌，國內大宗商品表現慘烈，多品種都出現跌停。
不過，多位元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業內人士都表示，國內大宗商品價格追隨國際市場，沒有看到針對中國大宗商品有目的性的攻擊現象，近期下跌主要是美元持續上漲，且上漲預期明確，另一方面是國內需求放緩，兩方面原因所致。
就過往針對中國的金融攻擊是否存在的問題，有學者告訴本報，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攻擊，需要金融自由化作為條件，而中國過去金融一直處於高度管制狀態，通過合法途徑進入境內市場的資金規模較小，構成的衝擊也不大。
“就算是最近開放了滬港通，以及未來開放滬倫通等其他機制，都是有限制的。”黃建中也認為，特別是有嚴格的額度限制，因此就算有影響也會比較有限，“即使想攻擊也是有難度的。”
防患未然
針對“金融攻擊”一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央行前顧問余永定對《第一財經日報》進行瞭解讀：“一般而言，所有國家都應對來自外部或內外結合的金融攻擊保持警惕。至於制裁，這已經是國際政治問題，普通經濟學家難以置喙。”
余永定告訴本報記者，發展中國家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英國在1993年、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都受到過這種攻擊，即便美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也未能倖免。
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日本的經濟危機，是日本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有一些觀點認為，美國是這背後的幕後黑手，特別是美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定”，導致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還有一些觀點把上世紀多次發生在亞非拉世界的金融危機與美元週期結合在一起，認為美國利用金融霸權“剪全世界的羊毛”。但也有很多學者對這些陰謀論嗤之以鼻。
陸磊對本報表示，不宜對“金融攻擊”字眼作過度解讀，“金融攻擊”的提出並不表示此刻立即發生，它可能只是小概率事件，也應預先考慮應對之策。他進一步表示，金融安全是必要的。比如出現突發性、大規模的跨境資金流動、金融機構面臨跨境業務法律風險、國家風險等問題，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預案，這是進一步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底氣所在，也是國家金融安全網建設的應有之義。
“目前我國面臨著的影響金融安全的現實問題是，高杠杆率或高負債率影響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漸進、可持續降低杠杆率，提高直接融資占比，是我們在‘十三五’時期練內功、確保自身金融安全的首要任務。”陸磊對本報表示，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提高股權比重，降低債務比例是目前監管層正提倡的做法。
陸磊舉例說，上個世紀末，日本等東亞國家企業債臺高築，經濟下行，零利率似乎有助於擴張需求，但無法有效解決負債率問題。韓國、泰國等國家面臨的金融動盪，其根本原因也在於實體經濟競爭力下降或融資結構不健康。可見，內因是基礎，外因是條件；練好內功，強健自身是金融安全網建設首先要考慮的。
“周小川提到防範金融攻擊和制裁，我認為不是針對當前某個特定現象，這應該是一個原則性的說法。”上述全球投資人士也告訴記者，決策層並非首次提到“金融攻擊”的問題，“更應該理解為是對未來更高程度的開放，提前做好防範的意思。”
事實上，金融開放才是周小川在上述文章中主要談到的問題。對於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的關係，他表示，金融改革成敗取決於金融安全，社會公眾對金融體系具有充分信心是金融安全的基本內涵。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本報分析稱：“金融風險伴隨著我國經濟逐步開放在逐步增加，隨之金融安全也越發受到重視，提高對整個問題的關注是金融開放不能避免的。”
如何“備戰”
那麼，在對金融風險的防患未然方面，中國都做了哪些準備？
“最近，央行似乎在加強對短期跨境資本的管理。這是適時的和必要的。”餘永定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政府目前對地下錢莊的打擊也十分必要。這些措施與穩步推動金融開放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余永定向記者進一步介紹了與資本流動和匯率相關的金融風險管理分類：第一，對企業和金融而言，這主要是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如遠期匯率合同等的使用；第二，金融監管當局的宏觀審慎政策；第三，必要的資本管制或對跨境資本的管理。這三個領域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曾剛也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金融業態發生了較大變化，金融市場波動，系統性風險加大。為適應金融風險變化，央行在金融風險管理工具方面更注重短期流動性工具的運用。
此外，人民幣主動國際化也在某種程度上倒逼著中國加強金融制度建設，防範金融風險。“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經濟增長、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結果。不管美國什麼態度，人民幣都應該升值。現在情況已有所變化。市場上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中國應該堅持匯改的既定方針，增加匯率的靈活性。”餘永定表示。
正如陸磊所說，“金融攻擊”或許是小概率事件，而真正迫在眉睫的則是中國金融體系自身競爭力的構建。
陸磊認為，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需要抓住本質問題，而非僅僅關注綜合經營等表像。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監管體制改革的基本邏輯是重視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設，英國北岩銀行危機和美國雷曼危機的沉痛教訓說明，僅有微觀審慎監管不足以管理系統性風險；在危機來臨時反而推動各家機構採取拋售資產、惜貸等對單個機構有利卻傷及整個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貌似止損實則以鄰為壑的行為；此外，監管與救助機制分離造成危機管理貽誤戰機，使部分機構風險演化為斷崖式危機。
陸磊表示，教訓不可謂不沉痛。痛定思痛，各國的監管體制改革絕非僅僅面向混業經營，而是如何設計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使事前事中監管與救助機制有效結合，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統籌兼顧，構建全方位金融安全網，才能有效識別、管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保護存款人和投資者權益，“殷鑒不遠，來者可追。我們到了客觀審視自身管理缺陷，下決心完善監管體制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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