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年來，中國很多新興業態如網約車、共用單車等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都不在原先的‘正面清單’中。”易綱認為，負面清單制度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礎。
近日，央行副行長易綱發表了署名文章《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所謂負面清單是指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都許可。
易綱稱，從實施情況來看，在負面清單改革中政府審批邊界逐步縮小，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斷擴大。按中央統一部署要求，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負面清單有助於激發市場活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金融業而言同樣意義重大。此前，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IMF原副總裁朱民表示，金融開放的第一點是市場准入，應該從更多負面清單的辦法，接近國際慣例的辦法，而不是使用行政批准的辦法。
負面清單下國企、民企待遇一致
“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即法不禁止即可為的思維。”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自貿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波稱，“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許可權受到非常明確的規定和制約；若是正面清單就相對模糊。”
他進一步表示，負面清單使得政府潛在的尋租行為大量減少，市場不確定性也大量減少，從而更好釋放市場活力。從“正面”到“混合”，再到“負面”清單，是管理模式的轉變，有利於進一步放開市場准入。
按中央統一部署要求，從2015年12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區試行，探索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及相應體制機制，2018年起正式施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2016年3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印發《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下稱《草案》），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共328項。其中禁止准入96項，限制准入232項。
以上海為例，實施負面清單制度四年來，累計新設外商投資企業8940戶，99%企業備案設立；實到外資172億美元，超過自貿區設立之前20年總和的兩倍。
“近年來，中國很多新興業態如網約車、共用單車等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都不在原先的‘正面清單’中。”易綱認為，負面清單制度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礎。
他還指出，要清醒地認識到，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實踐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草案》的內容存在專案和管理主體過多、程式複雜等問題。
據悉，負面清單主要包括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二者分別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和外商。陳波稱，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相對更長，體現中國公民的國民待遇。首先，在負面清單情境下，國企、民企將受到一致性待遇；其次，有了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為施行外商投資清單鋪平道路，因為執法原則是一樣的。
“外資跟內資有所區別，因為一些行業關係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不可能100%一致。大方向是一把尺子衡量，長期而言，兩份負面清單的差距會逐漸縮小。”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稱。
促進金融對外開放
作為一種市場准入管理方式，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當前各國推進金融服務業對內、外開放中，被越來越多的採用。
6月28日，上海發佈全國首張自貿試驗區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負面清單指引（下稱《指引》），梳理匯總了金融領域有關外資准入的規定，列明瞭外資投資設立金融機構管理（市場准入限制）和外資准入後業務管理措施（國民待遇限制）兩方面，共10個類別、48項特別管理措施。
業內人士認為，《指引》對外資企業准入限制等有了明確的規定，還增加了評估環節，有較強的操作性。對於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減少監管壁壘將起到重要作用。
陳波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從實踐來看，負面清單的實施，包括央行等金融監管機構給予上海自貿區的支持措施，使得自貿區內有外資、民資等更多主體競爭，金融服務更高效，另外也一定程度上實現資本帳戶開放，使得企業投融資更便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此前在解讀《2017·徑山報告》時表示，金融對外開放上，短期內主要考慮實現准入前的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尤其是在股權比例的限制、業務範圍的限制和牌照發放方面的限制，在這些方面應該做比較大力度的開放。”
需要說明，推進金融服務業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並非有利無弊。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肖本華稱，由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模式的轉變，會給金融穩定、金融法律適應性及金融監管能力帶來挑戰，也會給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帶來衝擊。
易綱認為，要在總結前期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相關制度。一是不斷完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二是落實配套制度；三是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四是做好與法律、法規的銜接，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
“針對審批事項取消後可能出現的風險，要逐項制定事中事後監管措施和替代方法，明確監管內容、方法和手段，建立統一高效的監管資料獲取、檢測、分析和預警體系。”易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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