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在中國周邊戰略中具有特殊意義。“一帶一路”倡議在地理上首先面對的是亞洲國家或中國的周邊。在業已出臺的六大經濟走廊規劃中（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除了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其他五個走廊的輻射物件都是亞洲地區。我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期中國周邊戰略的重要依託。這就註定其與亞洲地區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國際範圍內，近年來人們關注的熱點之一即“一帶一路”是否會取代或顛覆已有的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本文基於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失衡和“缺位”特徵分析，提出具有發展導向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有助於填補這種“缺位”，並將成為中國向亞洲乃至世界提供的一項公共產品。
一、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失衡與“缺位”
在北美地區有覆蓋美加墨三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南美地區有覆蓋主要大國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在歐洲有歐盟（EU），在大洋洲有澳新自由貿易區（ANFTA），只有在非洲和亞洲沒有統一的、覆蓋主要國家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考慮到亞洲是全球經濟增長最有活力的地區，也是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縱觀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歷程，其特徵可以概括為一系列的失衡：
第一，亞洲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與品質失衡。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截止到2016年8月，亞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總量達到了491個，其中已經簽署並生效的有328個。就數量而言，亞洲地區是全球最多的。進入21世紀以來，亞洲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數量的增速也是最快的。然而迄今為止，亞洲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自由貿易區協定，或覆蓋主要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在這種意義上，亞洲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品質又是最低的。
第二，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制度安排與市場動力的失衡。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範式看，一個地區通常是先簽署區域貿易協定，然後帶來區域內貿易、投資一體化程度的提升。而亞洲地區則不然，儘管缺少統一的區域貿易協定，但域內貿易投資自由化水準卻很高。這是一種市場驅動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2015年亞洲區域內貿易份額為57.1%（相比之下，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對應指標分別為63%和25%）；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份額達到了52.6%；區域內跨境持有資產占所有跨境持有資產的份額為26.1%（2014年）。這種失衡的背後反映了本地區全球價值鏈（GVCs）的特殊作用。這也就是說，亞洲地區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主要是由全球價值鏈所驅動，而不是由區域貿易協定所驅動。
第三，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大國與小國地位的失衡。在其他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通常是由本地區的大國所推動的。例如，法德是歐洲一體化的宣導者和推動者，美國是北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領導者，巴西和阿根廷引領南美洲的一體化進程。而亞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則是由東盟引領的（它自稱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駕駛員”）。以RCEP為例，東盟先是與中日韓，隨後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分別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簡稱為“10+1”），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以東盟為主導的RCEP談判格局。名義上，RCEP是東盟與其他六國開展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實際上是在六個“10+1”基礎上的談判。這就能夠保證東盟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輪軸”。這種現象被人們稱之為“小馬拉大車”。其結果是，面對印度這樣的大國拒絕接受既定談判目標時，東盟無力充當談判協調人的角色，相反在實踐中我們看到貿易談判通常是其他國家對東盟給予讓步或提供特殊待遇。當然，這樣做客觀上也限制了本地區大國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的動力。
第四，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區域外國家與區域內國家作用的失衡。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就是區域內國家因尋求共同利益而聯合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由區域內國家決定一體化的命運，那麼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回顧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可以看到，美國一直是主導者，本地區的國家則是從屬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曾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但因美國的反對而告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以“10+3”（東盟+中日韓）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方案浮出水面，美國再次以TPP為平臺改變了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特朗普執政後奉行雙邊主義，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採取消極立場，主動退出了TPP，從而為日本在CPTPP談判中發揮引領作用創造了條件。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影響力的消失。一方面，日本一直致力於美國“回歸TPP”；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表示在滿足美國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考慮重新加入TPP。
第五，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能力失衡。現有的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在新興經濟體之間、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進行的。不發達國家缺少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能力和機會，即便參與到特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內也難以從中獲得發展的機遇。以南亞地區為例，南亞七國1985年就成立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2006年又進一步升級為南亞自由貿易區（SAFTA），但區域內貿易的比例一直微不足道（近年來維持在5%的水準上）；在中亞地區，俄羅斯主導建立的歐亞經濟聯盟屬於關稅同盟的範疇（其一體化程度理論上高於自由貿易區），但中亞成員國卻難以從中獲得預期的收益；在東南亞地區，東盟的一體化進程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但發展水準落後的“新東盟成員國”與“老東盟成員國”之間的差距並未縮小。
造成上述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亞洲地區國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或多樣性。本地區既有發達國家又有最不發達國家，既有資本主義國家又有社會主義國家，既有佛教文化又有伊斯蘭文化、基督教文化。此外，尚未了結的歷史糾葛成為許多國家雙邊關係的負擔。這種多樣性阻礙了一體化的進程。其二，區域內大國之間的矛盾與競爭，尤其是非經濟領域的矛盾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為例，幾乎所有的理論模擬結果都證明，它不僅對三國的潛在經濟收益巨大，而且以此為基礎的“10+3”自由貿易區會給亞洲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帶來收益，但經過近20年的努力，其前景仍然不確定，關鍵在於中日韓三方在非經濟領域的矛盾無法調和。其三，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缺少最終消費市場。換言之，本地區的最終產品出口主要依賴區域外市場。亞洲區域內貿易水準與歐盟不相上下，但其主體是中間品貿易。亞洲開發銀行所做的研究顯示，截止到國際金融危機，亞洲國家的出口中，本地區提供的最終消費市場份額只有28.9，而美國一國提供的市場份額就達到了23.9%。其四，本地區的大國沒有能夠提供全面的區域公共產品，致使本地區的中小國家在大國之間奉行騎牆戰略。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要求大國提供出口市場，而且還要求大國提供與此相配套的安全保障機制。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一個新的轉捩點，其反全球化的理念和“美國優先”的政策導向將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帶來新的挑戰。其一，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後將尋求與亞洲國家開展雙邊自由貿易區談判。這意味著美國將選擇有利於自己的談判物件和談判方式，同時也意味著它不再充當推動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公共產品提供者。其二，特朗普政府在對外投資領域的保護主義政策有可能打亂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鑒於美國是亞洲經濟的最終消費市場，美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頂端的地位，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理念與“製造業回歸”政策有可能會使亞洲的全球價值鏈“縮短”。其三，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領域的保護主義可能會使亞洲國家被迫糾正與美國的貿易失衡。這對亞洲國家長期奉行的出口導向型模式會構成巨大壓力。
二、“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型特徵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所宣導的“一帶一路”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方向註定會有重要的影響。與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的規則導向相比，“一帶一路”作為一種新型的區域合作機制呈現為發展導向。在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中，無論是何種形式都要首先圍繞准入門檻、成員國的權利與義務、時間表與路線圖、爭端解決機制等制定明確的規則。“一帶一路”則不然，它不以明確的規則為前提，而是以發展為導向確立了其整體架構。2015年中國政府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充分體現了這一導向。
第一，“一帶一路”繼承了古絲綢之路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以運輸通道為紐帶把眾多國家和地區聯繫起來。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多是在地理上毗鄰、文化上相通、政治上認同的國家之間首先形成的。“一帶一路”則不然，它基於古絲綢之路，但又不限於古絲綢之路。因而，它涵蓋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等眾多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古絲綢之路作為純粹的運輸通道並無特殊的價值，這種聯繫紐帶的背後是古絲綢之路的精神。在這種意義上，“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特徵。與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通常設置一系列准入門檻不同，“一帶一路”可以把眾多發展中國家納入進來，為他們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創造了條件。對他們而言，經濟發展水準滯後與無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是互為因果的，“一帶一路”的開放性有助於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第二，以基礎設施為核心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前提和基礎。大多數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的成員國因地理上相互毗鄰，經濟發展水準相近，互聯互通是一個自然的前提。而“一帶一路”涵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準差異巨大的眾多國家，沒有互聯互通就談不上經濟合作。即使與中國地理上毗鄰的亞洲國家，缺乏互聯互通也是限制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障礙。因此，對沿途發展中國家而言，互聯互通既有助於消除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有助於消除區域經濟合作的障礙，以至於很多國家把互聯互通看成是“一帶一路”的標誌。
第三，多元化合作機制是“一帶一路”治理結構的重要特徵。中國宣導“一帶一路”並不尋求建立一個統一的機制化安排，至少在起步階段是如此。這與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完全不同，它們要麼是自由貿易區，要麼是更為高級的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共同體等。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並不排斥機制化的安排，但又不以機制化安排為前提條件，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就依託已有的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升級版），但同時又有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等。在與南亞、中亞、西亞、東北亞、歐洲地區國家開展合作時，中國也不以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為前提，而是根據雙方的需要構建多種形式的合作機制，如經濟走廊、次區域合作、合作機制對接、產業園區等。在這種意義上，“一帶一路”的治理結構是多元化的。可以說，“一帶一路”合作機制的選擇原則是遇山開道，遇河架橋，只要能促進合作共贏與發展。這是“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原則的具體體現。
第四，秉承正確的義利觀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原則，確定了中國與沿途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義利觀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理念。它源于儒家文化的以義為先、義利並舉的倫理觀。這與西方大國奉行的胡蘿蔔加大棒經濟外交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把義利觀應用於“一帶一路”建設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一項重大創新。義利觀是一個關於中國與沿途國家利益分配的完整理論體系。正確理解義利觀至少要涉及以下幾對關係：其一，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如果說政府層面追求的主要目標是義的話，那麼企業層面追求的則主要是利。我們不能要求企業為了國家的戰略目標而犧牲自身的利益，因此如何引導企業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是“一帶一路”建設中政府的優先任務。其二，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的關係。對多數企業來說，注重短期目標是一種自然選擇，但如果不注重長期目標，義的目標將無從談起。其三，予和取的關係。在國際經濟合作中，予取大致平衡是一種正常的要求，但先予後取、多予少取，甚至是只予不取又是義利觀的基本內涵。其四，利用現有比較優勢與創造新比較優勢的關係。作為一種國際經濟合作模式，實現優勢互補是前提條件，但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不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這就需要為其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義利觀把“一帶一路”建設中利己與利他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也澄清了國內外關於“一帶一路”認識上的許多誤解和猜疑，如把它看成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或對外援助計畫）“新殖民主義”“新時期的朝貢體系”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能否秉承正確的義利觀是判定其成功與否的標誌：沒有“義”，“一帶一路”將失去應有之義；沒有“利”，“一帶一路”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義利觀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經濟外交的核心內容。它與“親誠惠容”、周邊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第五，“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按照一體化的發展水準，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機制從低級到高級可以劃分為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共同體及政治經濟一體化。每一種形式都有其明確的標準，如自由貿易區要求成員國內部取消關稅壁壘，關稅同盟則要求在此基礎上建立共同的關稅。而“一帶一路”的目標則是非常寬泛的三個共同體，即建立在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之上的命運共同體。即便是在命運共同體目標之下的“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也要比絕大多數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的目標要寬泛得多。在“一帶一路”的目標體系中，既有傳統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又有軟硬體的聯通，甚至是民心相通。儘管各類目標沒有明確的量化指標（體系）和時間表，但他們體現了廣義合作發展的要求。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把“一帶一路”界定為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即以古絲綢之路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多元化合作機制為特徵，以義利觀為建設原則，以實現命運共同體為目標。
三、“一帶一路”將填補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缺位”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缺位”是雙重的，一方面表現為缺乏統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表現為本地區的不發達國家難以真正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並從中獲得發展的機會。而“一帶一路”作為一種發展導向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填補這種“缺位”。
第一，“一帶一路”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目前，能夠覆蓋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區域貿易協定有兩個：CPTPP與RCEP。與TPP相比，CPTPP對美國所宣導的22項規則進行了擱置和修改，但它仍然是一個高門檻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在可預見的將來，包括中國、印度及中亞地區、南亞地區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仍難以加入進去。相比之下，RCEP的進入門檻較低，其成員國涵蓋了亞洲主要經濟體。但因印度不能接受RCEP的規則要求，致使其談判進程頻頻受阻。目前儘快完成RCEP談判的選擇有兩個：一是接受印度的要求，給予其特殊待遇，這意味著進一步降低RCEP的規則標準；二是採取“X-1”談判策略，把印度暫時排除在外。無論是接受哪一種選擇，RCEP的效能都將受到削弱：要麼進一步降低其規則標準，要麼縮小其覆蓋範圍。
相比之下，“一帶一路”是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其開放性、治理結構、目標體系都有別於RCEP與CPTPP。它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其一，“一帶一路”與亞洲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可以做到並行不悖，相互促進。國際上有人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來替代現有的區域和國際秩序。這是一種誤解。RCEP與CPTPP屬於傳統的自由貿易區協定，本質是規則導向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關注的重點是區域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而“一帶一路”作為一種發展導向型的區域合作機制，超越了貿易投資自由化，關注的重點是區域內的共同發展。它們之間不會構成競爭或替代關係。其二，“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決定了它可以同業已存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或沿途國家發展戰略進行對接。目前，對接工作已經在與印尼的“全球海上支點”戰略、蒙古的“草原之路”戰略、越南的“兩廊一圈”戰略、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戰略、印度的“季風計畫”、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之間展開。即便是沿途國家之外在本地區的戰略，“一帶一路”也有與之對接的可能性，如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畫”、日本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等。其三，“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具有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效應。一方面，它表現為規模經濟效應，即互聯互通有助於克服區域合作的基礎設施瓶頸，使規模經濟在更大區域內實現。考慮到亞洲地區全球價值鏈內部的貿易特徵（低關稅或零關稅），互聯互通的改善比降低關稅對促進貿易自由化的作用更大。另一方面，它還表現為貿易創造效應，即通過物理聯通、制度聯通、人員聯通改變產品的可貿易性，擴展貿易規模。其四，互聯互通本身有可能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新型理論範式。歐洲一體化被稱之為區域合作的典範。它以一體化為思維模式，求“同”思維，通過趨同過程，從多元走向統一，最終建立政治聯盟，但實踐證明並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而亞洲的區域合作以互聯互通為思維模式，求“通”思維，通過對接過程，從多元走向共通，目標是建立共通的區域。
第二，“一帶一路”有助於解決亞洲國家的發展問題。除了少數發達國家之外，發展是絕大多數亞洲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開放是發展的前提，但長期以來許多國家難以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所設置的准入門檻，而“一帶一路”的開放性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了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機遇。理論上，只要接受絲路精神，任何國家都有機會參與到“一帶一路”中來。這是“一帶一路”在中亞、非洲發展中國家受到普遍肯定的主要原因。困擾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另一個障礙是國內基礎設施落後，難以和其他國家形成互聯互通的格局。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本地區國家要保持現有的增長勢頭，到2030年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將達到22.6萬億美元，每年需要1.5萬億美元。如果考慮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協議的要求，這一額度還要提高到26萬億美元。目前，多邊開發銀行只能滿足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融資的2.5%。“一帶一路”把以基礎設施為核心的互聯互通建設作為前提適應了亞洲國家發展的需要。即便如此，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在起步階段仍然會面臨融資和建設困難。“一帶一路”建設中義利觀所包含的“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原則對此提供了新的選擇。如果說傳統的國際經濟合作是各國利用原有的比較優勢，那麼“一帶一路”還將承擔起為最不發達國家創新比較優勢的任務。在這種意義上，“一帶一路”為最不發達國家提供的是“造血”功能，而非簡單地對其“輸血”（如對外援助）。
第三，“一帶一路”標誌著中國開始向本地區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美國作為區域外大國之所以能夠一直主導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關鍵在於它是區域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美國不僅為亞洲國家提供了自由貿易的理念、最終消費市場，而且還提供與此相關的區域安全理念和安全構架（突出表現為它的亞洲同盟體系）。以特朗普執政為標誌，“美國優先”理念意味著美國將減少或放棄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這就必然會引發其亞洲戰略的調整。雖然特朗普政府在安全層面對其亞洲同盟體系的調整方向尚不明晰，但在經濟層面做出調整已經成為事實，最明確的信號就是宣佈退出TPP。這種調整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對全球化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的力不從心。事實上，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對亞洲經濟的影響已經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中國對亞洲經濟的影響則在上升。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綜合貿易聯繫、金融聯繫、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四個變數，亞洲國家商業週期與美國經濟週期的同步性從國際金融危機開始迅速下降，而與中國的同步性則呈上升趨勢。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開始通過“一帶一路”向本地區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這包括：其一，提出了促進亞洲共同發展的亞洲命運共同體理念。亞洲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新時期中國周邊戰略“親誠惠容”理念的自然延伸。在“一帶一路”中，這種理念體現為義利觀，與“美國優先”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二，為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最終消費市場。現階段，受經濟規模和發展模式限制，中國還難以做到向全球提供最終消費市場，但亞洲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目前，對中國出口額/出口國GDP超過2%的13個經濟體中有8個在亞洲地區（如果把澳大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納入進來就占到了10個）；對中國出口額/總出口額超過10%的11個經濟體中有10個在亞洲地區。近年來，中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迅速上升，反映到貿易結構上就是製成品的進口比例提高。伴隨“一帶一路”在亞洲地區的實施，中國將為本地區更多的國家提供最終消費市場。其三，以亞洲新安全觀為指導促進亞洲安全體系的建設。2014年5月21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亞洲安全觀被提出。這對於消除亞洲國家在非經濟領域的矛盾無疑有著積極的影響，進而有助於減少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障礙。
第四，“一帶一路”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動力，從而有助於亞洲國家應對反全球化的挑戰。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場對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亞洲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衝擊將是前所未有的。“一帶一路”為亞洲國家應對“特朗普衝擊”提供了新機遇。首先，中國領導人所宣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經濟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把合作共贏作為核心，把責任共擔與利益共用作為基本原則，把包容與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一帶一路”成為貫徹這一理念的主要載體。其次，“一帶一路”本身就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在地理上，中國的對外開放從東南沿海擴展到了中西部內陸地區；在方式上，對外開放從“引進來”發展到“走出去”；在內容上，從被動適應多邊貿易規則的要求進行開放轉化為主動的開放（與自由貿易園區的“負面清單”相結合）。中國的開放程度越高，亞洲國家獲益的空間也就越大。最後，“一帶一路”為亞洲地區全球價值鏈的延伸創造了條件。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全球貿易增速放慢；二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向高端攀升，減少了高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客觀上縮短了全球價值鏈的長度。未來全球價值鏈還可能受到“特朗普衝擊”的影響。至於“中國因素”的影響，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不可能要求中國停止產業升級。同時，中國的產業升級又會帶來一個積極的結果：通過“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產能合作將會延長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
總之，“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不僅有助於克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固有缺陷，而且有助於應對反全球化的新挑戰。這是中國向亞洲，也是向世界提供的一項制度性公共產品。（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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