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記者吧？”
“你看我哪裡像記者？”
“不用看，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已經顯示身份了。”
這是4年前AI財經社主編劉子倩與一位元計程車司機的一段對話。
2015年8月的一天，劉子倩用打車軟體叫了一輛車，剛剛上車，他就被司機識破了身份。原來，司機手機上的一款來電號碼識別軟體，把劉子倩的身份資訊標注為“記者”。當劉子倩撥通司機電話時，他的身份資訊就已經洩露了。
這讓當時正做調查報導工作的劉子倩感到不寒而慄，“這種資訊洩露對我而言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看到來電就知道我是記者，那工作就沒辦法開展了”。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者的身份資訊被軟體平臺標注；想要查詢身份資訊被哪些軟體標注，需要向一些網站付費；如果想更改或取消標注資訊，需要再次付費……當初讓劉子倩感到不寒而慄的來電資訊標注，如今已經形成了一條黑色利益鏈。
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個人電話號碼屬於個人資訊，對於個人電話號碼的資訊標注，屬於對個人資訊保護的收集和利用，建議在個人資訊保護法中作出規定。
“什麼樣的資訊可以被標注，使用者的知情權、更正權等權利如何得到保障，企業應當承擔怎樣的審核義務，公司以説明查詢、更正資訊為由收取費用是否合法……這些都需要法律法規進行明確。”張韜說。
每年使用者舉報騷擾電話上億次
張韜指出，雖然按照相關規定，不得向使用者撥打騷擾電話，以及未經使用者事先同意而向用戶發商業推銷短信。但是，由於治理難度大、違法成本低等原因，導致此類現象屢禁不止，在這種情況下，號碼識別軟體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
騰訊手機管家安全專家楊啟波告訴記者，對騷擾電話號碼進行資訊標注，可以讓使用者在接到來電時能及時收到提醒號碼類型，免受騷擾電話的打擾，還説明不少用戶避免了財產等各方面的損失。
2018年上半年，騰訊手機管家使用者共舉報騷擾電話近1.43億次，360手機衛士使用者共標記各類騷擾電話號碼數量約2943.7萬個。
雖然標記資訊是由使用者來提供，但為了防止使用者錯誤、惡意標記資訊，很多來電號碼識別軟體都有著一些防範機制。
楊啟波和360安全專家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並不是使用者想標記哪個號碼都可以，而是必須在本機收到這個號碼的來電後才能進行標記。同一個使用者手機標記多次只當一次處理。而且，需要達到一定的人數，才會被標記為相應的身份資訊。
公司收費查詢或屬非法行為
在數量龐大的標記資訊中，“漏網之魚”在所難免。
“來電號碼識別軟體屬於線上資料產品，是基於廣大使用者標記而形成的資料庫。這類軟體的應用，也會出現資訊被錯誤標記和惡意標記的情況。”張韜說。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來電號碼識別軟體對騷擾詐騙電話進行資訊標記，屬於大資料時代的共用共治的範圍，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保護用戶安全的初衷。但也要看到，由使用者標記資訊的做法，確實容易導致身份資訊標記錯誤、惡意標記身份資訊等問題的出現。
通常情況下，來電號碼識別軟體都會有申訴管道。
“騰訊手機管家目前在官網、APP、微信公眾號上都有較為明顯的申訴入口，在收到用戶申訴後，我們會在7個工作日內進行人工核對並依法處理。”楊啟波說。
然而，由於每一種軟體屬於不同企業自建的標準和資料庫，因此，使用者想要逐一更正或取消錯誤標記的資訊，難度很大。
於是，一些網站和平臺開始提供資訊查詢和更正服務。用戶花費幾十塊錢後，可以查詢自己資訊的標注情況並進行更正。
記者注意到，某網站聲稱，一個號碼只需支付23元查詢技術費，用戶就可以查詢自己的號碼是否被標記。
“使用者身份資訊不能作為經營專案，如果只是要求使用者提供資訊，然後説明查詢，這種收集資訊的方式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把收集公民資訊的行為與盈利結合起來，就屬於違法甚至犯罪行為了。”朱巍說。
應保障用戶知情權和更正權
張韜指出，來電顯示資訊標記涉及到公民資訊的收集和利用，建議個人資訊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中對此類問題進行規定。
張韜認為，用戶享有對自己號碼身份資訊被標注情況的知情權。號碼識別軟體標記結果是對號碼使用者身份資訊的展示，因此，當自己號碼被標記時，號碼使用者應當享有知情權。因此，相關的App應當設置號碼標注情況的查詢功能，並首先是進行公示，以能夠讓用戶很容易找到這個App，還要便於用戶查詢。
張韜同時指出，保障用戶的更正權同樣重要，因為號碼標注的資料來源，往往是社會大眾，因此也會存在被錯誤標注的情況，當出現這樣的問題時，相關的App運營者(在核實真實情況後)應當給號碼使用者更正的權利。而且，更正的權利也可以防止號碼標注功能被他人惡意使用。
“法律應當保障使用者對自己資料的完全控制權。我的資訊什麼時間被標記，我應該有知情權。當我發現資訊被標記錯誤後，我應該有更正權。同時，企業應該設立一套對惡意標記的處罰規則，如果發現申訴者是被惡意標記的，企業應該對惡意標記者進行一定的處罰。”朱巍說。
張韜認為，有一些人的身份是不能或者不合適被標注、披露的，就像劉子倩所擔心的那樣，調查記者的身份如果被標注出來，往往會對其調查採訪造成影響，嚴重的甚至可能威脅到其人身安全，這是現實問題。另外，一些單位的名稱等資訊也存在不適合被標注、披露的情況。所以在相關立法和標準制定過程中，建議對此類情況予以重視。
來電號碼識別軟體“各自為戰”的局面，是導致用戶查詢難的主要原因。
對此，張韜建議建立健全相關標準，以達到資訊的歸集、標注和共用，減少差錯，便於監督，也能夠使各App用同樣的尺度去衡量。
“同時，可以建立統一的查詢、更正、舉報、投訴等綜合平臺，只要是提供號碼標記的App，都可以把資料接入到此平臺，以便於使用者查詢和更正標記資訊。同時，相關部門也能及時發現識別軟體存在的問題，及時處理。”張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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