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遷移背後，什麼締造了新一輪“機遇之城”

　　
據各省市統計局近期公佈的數字顯示，中國城市人口版圖正出現重要變化：從2017年起，京滬常住人口連續兩年同時下降。與此同時，鄭州、西安等多個省會城市的常住人口將突破千萬。

　　城市發展離不開人，人口的加速流動締造了城市的繁榮。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認為，“人口要素流動，是一個國家、地區、城市經濟活力的表現。”

　　人口流動出現了哪些新動向？透露出中國城市發展哪些信號？哪些因素締造了新一輪“機遇之城”

離開了北京上海，他們都去哪了？

　　近年來，京滬為破解“大城市病”，相繼提出了人口目標和產業疏解政策，在此情況下，深圳、廣州、杭州、成都等新一線城市成為人口新的增長極。

• 珠三角

　　2018年，人口加速流向珠三角的態勢仍在持續。據廣州市統計局披露，2018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490.44萬人，與上一年相比增加約40.6萬人。從2015年開始，廣州常住人口已連續4年以每年超過40萬人的規模增加。

　　珠三角的另一個一線城市深圳，其人口也實現快速增長。儘管2018年的具體資料還未出爐，此前2015到2017年，深圳年末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59.98萬、52.97萬、61.99萬。可以說，深圳和廣州近年來人口增量在全國領跑。

• 長三角

　　不僅如此，經濟活躍的長三角地區，許多城市在2018年都迎來不小的人口增長。比如長三角港口與製造業重鎮寧波，2018年常住人口增長19.7萬。

　　還有杭州，人口增長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作為近年來新經濟發展的代表性城市，杭州依託其活躍的互聯網產業和宜居宜業的環境，成為很多人嚮往的居住地。目前已公佈資料的城市中，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達33.8萬，僅次於廣州。

• 省會城市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省會城市對本地區的常住人口吸引力增大。很多省會城市常住人口在當地增長最快，這在一些熱點城市表現明顯。

　　西部龍頭城市成都，繼2017年常住人口增加12.71萬人之後，2018年常住人口進一步增加28.53萬人，人口吸引力持續增強。

　　近兩年在人口爭奪大戰中長居榜首的省會西安，在戶籍准入門檻降低的背景下，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大，通過人才新政吸納的大量優質人口資源也創造了人口數量新的增長極。2017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為961.67萬人。2018年西安新遷入人口近80萬人。

　　還有中原城市鄭州，2018年鄭州市GDP總量首破萬億大關，全市常住人口突破千萬

人口遷移的背後是什麼？

　　新京報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員徐冰分析，這並不是老牌一線城市喪失了魅力，而是新一線或者准一線城市的吸引力愈發凸顯。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城市的發展逐漸顯現出平衡的趨勢。

　　究其原因，徐冰分析：“首先得益於經濟實力的普遍、持續增長，加之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一些處在關鍵節點上的城市乃至城市群得到發展。”

　　其次，城市發展理念發生了變化。新技術的普遍應用、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大大拓展了城市發展的外延和空間，使得城市的功能以及生活的便利性、舒適性、人性化都顯著提升。

　　此外，城市的平衡發展，使得人們對城市的認知也在發生改變。在城市選擇上，當前某種程度上已不是留下還是逃離北上廣“二選一”的無奈，而變成了多種選擇。

是什麼締造了新一輪“機遇之城”？

• 區域“C位”利發展

　　普華永道在其發佈的《機遇之城2018》研究報告，展示了所調查的中國30座城市在資本、技術及可持續發展等多方面內容的指標。

　　在報告中，“區域重要城市”是一個重要的考量維度。反映了所觀察的城市在區域內的地位，以及該城市對區域整體發展的帶動作用。該維度下，重慶、成都、杭州和南京（並列）、廈門排名位列前五。

資料來源：普華永道

　　重慶和成都的排名靠前，體現了這兩座城市在中西部地區城市群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杭州憑藉近年來經濟迅猛發展，對外交往越來越頻繁。南京和廈門發展整體比較平衡，分別作為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東南沿海重要城市，在區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我國“十三五”規劃中提出，順應新型城鎮化發展，應以城市群概念替代點對點的城市發展，通過增強中心城市帶動功能，建設19個城市群。其中，由特大城市作為城市群中心，輻射並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繼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是城市群建設的核心。

　　這意味著，區域協調發展將成為城鎮化發展的新方向。思客特邀專家、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認為，未來中國的人口可能就主要分佈在城市群區域，如果能把城市群規劃建設好，城市之間的協調發展做好，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格局大體就可以形成。

• 智力資本更“雄厚”

　　在普華永道的報告中，“智力資本和創新”維度的視角頗為獨特，是從專任教師變動率、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等因素分析城市的“智力潛力”。

資料來源：普華永道

　　報告顯示，廈門、蘇州、珠海在專任教師變動率變數上分列前三，表明人口增長對中小學教師的剛性需求的影響，這一趨勢在“流動人口變動率”變數上也得到印證。

　　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變數與專任教師都是觀察青少年受教育水準，但角度有所不同。專任教師的變化側重的是流動人口的變化，在這一變數中的位元序居前，往往是沿海的新興城市。

　　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變數反映的是本城市的技術從業人口的供給，中專畢業生一般留在本城市就業，有些中專技校往往就是本城市所在企業的教育機構，與實體經濟相關度高，因此相較于觀察大學生的規模，這個變數更有助於反映智力資本的長期影響。這個變數居前的城市是武漢、太原、貴陽、南京、鄭州，多為工業重鎮。

　　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城市的小學生數量持續上升的時候，不僅表明了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同時也反映了他們落地生根的願望更強烈了。比如廣州，據廣州市統計局的資料，2016年廣州小學生人數達96.85萬人，在總量和增量上均位列全國第一。

• 營商環境夠“硬核”

　　近日，全球知名諮詢公司科爾尼發佈了《全球城市營商環境指數》 (Global Citie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對來自45個國家的100個城市的營商環境進行了綜合排名。中國有20座城市上榜。這20名選手中，香港排名最高，位於第38名，北京緊隨其後（第41名）。“北上深”這些超一線城市，在整體排名上依然具有領先優勢。但新一線城市已經步步緊逼。在其餘上榜的15座中國城市中，杭州（第62名）領先廣州（第65名）3個名次，蘇州也不甘落後，排在離廣州最近的第66名。

　　在商科定義中，營商環境是指伴隨企業活動整個過程(包括從開辦、營運到結束的各環節)的各種周圍境況和條件的總和。主要包括包括社會要素、經濟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

　　這份報告，主要從商業活力、創新潛力、居民幸福感、行政治理等四個維度進行評價。從中可見，不少一線城市，甚至二三線城市，在部分指標上正在縮短和超一線城市之間的差距。

來源：科爾尼

　　從上圖分析可知，成都、天津、杭州、蘇州等新一線城市在創新潛力上的表現日益突出，同時這些城市在環境綠地營造、教育體系發展、交通網絡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增多，居民幸福感是最高的。

• 搶人政策“花式比拼”

　　一直以來，無論是社會經濟、商業環境，還是崗位發展機會，一線城市在吸納人才方面都有獨到優勢。但如今，新一線城市的崛起改變了求職者的擇業觀念。

趕集網發佈的《2018年畢業生就業報告》資料顯示，新一線城市對“95後”求職者吸引力加大。

　　求職者的流動趨勢與新一線城市的人才政策息息相關。2019年以來，多地再次出臺或者升級人才政策，求賢若渴的地方政府從人才落戶、購房補貼、生活補貼、配套保障等方面激勵更多人才流入本地。

　　過去兩年，各地對人才的各項鼓勵政策效果顯著。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講師呂利丹分析，爭奪人才的“大戰”，更多是基於“需求側”的劇烈變動，由當地政府主導，這與最近兩年各地產業結構調整有密切關聯。近幾年各地在強調知識經濟，爭相發展高新技術，對於技術人才的需求陡增。

　　除“搶人政策”這一基本因素影響青年勞動力的流動外，我國的經濟、社會領域正在發生的社會變革。總之，種種挑戰和機遇正在考驗著地方政府和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