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控股大股東中信證券放棄股權優先購買權的一紙公告，讓一度沉寂的華夏基金股權之爭再生變數。經歷了近年來撲朔迷離的股權變更，圍繞華夏基金的股權，控股股東、參股股東及公司管理層此番的真實意圖依然待解。
華夏基金兩家參股股東決意轉讓總計17.8%的股權。公告顯示，山東省農村經濟開發投資公司（下稱“山東農投”）和南方工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南方工業”）擬分別轉讓10%和7.8%的華夏基金股權，掛牌價合計不低於人民幣42.72億元。若最終以24億元轉讓成功，山東農投5年前出資2380萬元獲得的10%華夏基金股權，總收益高達100倍。
不過，華夏基金控股股東中信證券近日表態放棄優先購買權。
從100%持股華夏基金到2011年51%股權“花落五家”，再到2013年兩度“回購”、“增持”將持股比例增至62.2%，中信證券一直在謀求對華夏基金的絕對控股權，而此次面對優先購買權良機卻選擇“放棄”，個中原因何在？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儘管“公募老大”地位旁落，公募牌照價值也今非昔比，但華夏基金在業內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而今各股東方均不再眷戀股權，一直謀求股權激勵的華夏管理層能否迎來轉機？
棄“權”的玄機何在？
10月28日晚間，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連發公告，宣佈放棄山東農投擬通過產權交易機構公開掛牌轉讓其所持有華夏基金10%股權的優先購買權。而在另一份董事會決議公告中，放棄南方工業擬轉讓華夏基金7.8%股權的優先購買權。
對於放棄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原因，中信證券給出的解釋是——鑒於掛牌價對應華夏基金整體股權價值不低於人民幣240億元，以及轉讓股權後，不影響中信證券的持股比例及對華夏基金的實際控制，也不影響華夏基金的持續經營和發展，擬放棄該等股權的優先購買權，也暫不考慮增持華夏基金股權。
中信證券此次面對優先購買權良機，卻選擇“放棄”，多少讓人有些意外。
2009年7月，中信證券發佈公告稱，華夏基金吸收合併中信基金得到批復，公告同時明確於批復之日起6個月內，將所持100%華夏基金股權比例調整到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
華夏基金的股權轉讓“一波三折”，直到2011年10月中信證券才宣佈通過掛牌方式轉讓華夏基金51%股權。最終，南方工業、山東農投、加拿大鮑爾集團、無錫國聯和山東海豐五家股東受讓股權分別為11%、10%、10%、10%和10%。
儘管華夏基金股權最終“花落五家”，但在轉讓過程中眾潛在投資方或明或暗角力的撲朔迷離的劇情更扣人心弦。三年間，美國普信集團、高盛、大摩、蘇寧電器、中石油、中金公司等都扮演過配角。
不過，華夏股權之爭並沒有因為上述轉讓落定而終止。其中，手持49%華夏股權的中信證券並不甘心控制權旁落——2013年5月、11月，中信證券曾先後兩度增持華夏基金，並將持股比例提高到了62.2%。業內預測，未來不排除繼續增持華夏基金股權的可能性。
不過，時隔三年後的9月19日，當山東農投發函至中信證券，擬通過產權交易機構公開掛牌轉讓其持有10%的華夏基金股權，請對方回復是否同意其轉讓前述股權且行使對前述股權的優先購買權時，中信證券卻選擇了“放棄”。
對於華夏基金的股權之爭，從曾經的志在必得、暗中廝殺，到眼下一方欲“清盤”，一方無意“加倉”，其背後的原因何在？業內人士認為，股東方無意再眷戀華夏基金股權，除有“收割”前期財務投資成果的原因，也有近年公募基金牌照門檻降低，牌照價值褪色的因素。
以山東農投為例，五年前其出資2380萬元獲得的10%股權，若以24億元轉讓成功，總收益高達100倍。功成身退，理由充足。
不過，在表面理由之外，相關股東方的真實意圖依然成謎。擬掛牌交易的17.8%股權最終花落誰家，仍引得市場各方的關注和猜疑。
截至記者發稿，山東農投仍未對掛牌時間等相關細節做出具體回應，但不容置疑的是，覬覦華夏基金股權的機構和公司並不在少數。
“只要牌照一日存在，基金就一日不缺投資者，尤其在資產荒的當下。”華東某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負責人告訴上證報記者，華夏基金的業內地位，其股權仍被視作一種稀缺資源，這也成為眾投資界人士的共識。
昨日，對於華夏基金股權轉讓事宜，上證報記者致電華夏基金相關負責人，對方回應稱“暫時對此不予回應，建議採訪相關機構”，至於股東方擬掛牌價所對應的公司估值，作為股東間交易的當事方，華夏基金方面也不方便對此作出評價。
管理層持股懸念能否迎來轉機
繼前明星基金經理王亞偉宣佈辭職後，2014年夏天，華夏另一位元靈魂人物範勇宏也宣佈離開華夏基金。面對一位位基金元老的相繼離去，長期以來基金股權激勵機制的缺失也成為公募基金“永遠的痛”。
“合夥人制度是基金長青根本，合夥制保障了資金集團可以不受外部股東追求短期利益的壓力，始終堅持長期投資理念，為基金投資者創造價值，同時最大限度地激發合夥人的動力，使核心員工願意長期在公司工作。”華夏基金前總經理范勇宏在其著作《基金長青》中這樣寫道。
在華夏基金期間，範勇宏一直周旋於監管層與各股東方，並在多個公開場合為股權激勵輿論造勢，但直到兩年前，他悄然作別成就他聲名的華夏基金，也未能幫管理層和核心員工如願。
在範勇宏看來，基金股權變動的現象在基金業發展史上非常普遍，而華夏基金公司更加突出一些——過去十年共經歷了七任股東。他們均在獲得很好的收益後，因種種原因退出，而華夏之所以一直發展至今，只因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2010年的一天，某銀行系基金新任董事長以老友身份拜訪范勇宏，範開門見山就說“能不來基金就不要來了。”時至今日，這位也曾切身體會到基金股權激勵缺失陣痛的董事長仍對此記憶猶新。
“作為華夏基金公司而言，多股東持股、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下降當然是最好的結果，這意味著基金公司管理層不僅有更多婆家靠山，也意味著在股東博弈中管理層的發言權更大。”一位接近華夏的人士表示。
據上述人士稱，前華夏管理層在股權轉讓中的訴求是，向股東方爭取管理層持股，但最終未果。對此，范勇宏曾表達過這樣的訴求：資產管理行業是個以“人”為核心競爭力的行業，應該建立以人為核心，而不是以股本為核心的治理結構。
事實上，範勇宏的這一理念也得到不少基金業高管的認同。深圳某基金公司總經理認為，公募基金本身就是一個拿業績說話的行業，而做業績就必須要有優秀的投研團隊和優秀的基金經理，而股權激勵是留住這些人的重要利器。
在上述基金總經理看來，儘管基金管理層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念，但在以股權和資本說話的董事會，其建議和理念時常受制於急功近利的資本短視，這也成為基金管理人及核心投研人士頻繁變更的重要原因。
2015年8月，湯曉東正式出任華夏基金總經理。隨著多位創業元老漸行漸遠，加之天弘逆襲致霸主地位旁落後，業內也對這位新掌舵人期望甚高，而能否早日實現股權激勵也成為外界對其的重要關注點。
“湯曉東能否成為華夏基金的下一個靈魂人物，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看華夏基金的股權激勵進程。”一位基金業內人士稱。不過，值此股權再度變更之際，一直謀求股權激勵的華夏管理層能否迎來轉機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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