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擬增持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的2%，最後的增持比例竟是0.01%；號稱擬以不超過5億元實施增持，實際才掏了2000多萬元……類似的雷聲大雨點小，乃至聊勝於無的“口號式增持”，在A股市場並非個案，降低增持主體信譽度的同時，也干擾了中小投資者的決策。為杜絕此類現象，上交所於2月26日公佈了新制定的《上市公司股東及董監高增持股份計畫/進展/結果公告》臨時公告格式指引（下稱“指引”），針對上市公司披露增持公告時因缺乏統一標準而出現的表述模糊、核心要素遺漏等通病予以規範預防。同時，指引對增持進展、結果的披露更為關注，例如出現承諾增持時間過半卻“沒動靜”、實際增持“未達標”等情況時，公司需公告說明原因。
毫無疑問，對原本“五花八門”的增持公告設定“標準化範本”後，增持計畫孰實孰虛、孰誠孰偽，是純粹“喊口號”還是真心增持，將變得一目了然。
部分增持成作秀
今年2月26日，某房地產“標杆”上市公司發佈實際控制人增持完畢公告，從去年8月27日實控人首次增持之日起的六個月時間裡，其實際增持的數量為公司總股本的0.0115%，對應124萬股。該公司總股本為108億股，據此前公告的計畫，實際控制人設定的增持上限為公司總股本的2%，兩者間的差距不言而喻。
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增持並非孤案。隨著去年下半年諸多公司股東推出的增持計畫如今進入“驗收期”，“真心實意”與“虛晃一槍”的對比將更為強烈。
資料顯示，今年1月1日至2月17日，滬市有93家公司公告增持計畫完成，近五成公司未達到此前公告的增持數量或金額上限。如，披露計畫增持不超過2%或2%以上的近30家公司中，實際增持比例平均僅為0.54%，七家公司實際增持比例在0.1%以下。進行這種口號式增持的，有小部分的民企“老闆”，也有地方國資股東，甚至不乏央企上市公司的股東。
例如，兩家央企上市公司各自的大股東在去年7月初做出的增持計畫均為六個月增持“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2%”，而實際增持比例僅為0.00932%和0.00186%，其情況可謂極端。又如浙江某知名上市公司，其大股東去年7月初的增持計畫為“六個月內擬增持不超過5億元”，而實際增持150萬股，僅占上市公司總股本0.07%。以期間平均股價15元粗略計算，實際花費不到原預算的5%。
“通用處方”治“通病”
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大股東及董監高增持計畫往往帶有承諾屬性，但執行中，出於各種不同心態，公告披露的詳細程度“參差不齊”，有些公司對增持計畫在內容、條件和期限等諸多方面的資訊能省則省，使投資者無法形成準確預期，監管部門亦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事後督促約束。
因缺乏相對統一的披露標準，上市公司在披露時選擇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常見的包括：僅有增持期限而無具體規模，典型表述如“擇機增持”，並無任何確切股數或金額；另一種雖設定了增持規模，但披露的參數少，執行較好的會設定具體增持目標，而更多的公司僅設定增持下限或僅設定增持上限，尤其是“僅有上限”的情況較為普遍。
例如，常見的“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的2%”或者“金額不超過多少億元”的表述，即僅設定增持規模或者金額的上限卻無下限。“嚴格來說，僅設定增持上限的增持計畫，對股東是否實施增持行為，沒有任何的外部約束力。”有接近監管的人士向記者表示。
此外，在某些設定了增持條件的案例中，其設定的價格前提不夠合理。例如，某央企軍工上市公司去年7月11日發佈公告稱，公司的業務主管單位、控股股東及相關單位計畫擇機增持公司股票。同年12月15日，該公司董事會作出決議，將增持計畫實施條件明確為“自2015年12月14日起六個月內，公司股價低於34.29元每股時”，但實際上該公司股價僅在2016年年初急跌過程中有幾天的盤中股價跌破增持價，使實際增持量至今只有該公司總股本的0.011%。
針對上述種種現象，指引予以規範，列示了“增持計畫的主要內容”所包括的六個要素，即本次擬增持股份的目的、種類、數量或金額、價格、實施期限、資金安排。其中，對於“數量或金額”，指引要求儘量明確，如設置數量或金額區間的，應當標明其上限和下限，且區間範圍應審慎合理，具有可執行性。價格方面，如設置固定價格、價格區間或累計跌幅比例等實施前提的，應根據上市公司股票近期價格波動及市場整體趨勢，予以審慎確定，確保實施增持計畫有切實可行的價格視窗。
“虎頭蛇尾”需公告原因
此外，增持公告披露“虎頭蛇尾”也是現實中的一大問題。披露增持計畫時對意義動機不吝溢美之詞，至於後續進展卻僅寥寥數語乃至草草收場，尤其是實際增持結果與計畫反差強烈的案例，更是如此。
例如，某汽車類上市公司去年7月11日公告稱控股股東將擇機增持，但遲至今年2月16日，該公司也未發佈任何增持進展公告。
因此，指引強調了持續披露原則，即要求增持股份計畫披露後，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應當持續披露增持計畫的具體實施進展，尤其是當實際增持情況同計畫增持額出現明顯的差距時，相關方需說明原因。
如在原定增持計畫時間過半，實際增持數量（金額）未過半或未到區間下限50%的，甚至仍未實施增持的，都應公告說明原因。至於增持期限屆滿仍未實施增持或未達到計畫最低增持額的“極端情況”，增持主體也應當公告說明原因。
同時，鑒於弱市格局下，增持計畫同股價的敏感度上升，上市公司的增持計畫亦需要充分揭示風險。
毫無疑問，對原本“五花八門”的增持公告設定“標準化範本”後，增持計畫孰實孰虛、孰誠孰偽，是純粹“喊口號”還是真心增持，將變得一目了然。
部分增持成作秀
今年2月26日，某房地產“標杆”上市公司發佈實際控制人增持完畢公告，從去年8月27日實控人首次增持之日起的六個月時間裡，其實際增持的數量為公司總股本的0.0115%，對應124萬股。該公司總股本為108億股，據此前公告的計畫，實際控制人設定的增持上限為公司總股本的2%，兩者間的差距不言而喻。
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增持並非孤案。隨著去年下半年諸多公司股東推出的增持計畫如今進入“驗收期”，“真心實意”與“虛晃一槍”的對比將更為強烈。
資料顯示，今年1月1日至2月17日，滬市有93家公司公告增持計畫完成，近五成公司未達到此前公告的增持數量或金額上限。如，披露計畫增持不超過2%或2%以上的近30家公司中，實際增持比例平均僅為0.54%，七家公司實際增持比例在0.1%以下。進行這種口號式增持的，有小部分的民企“老闆”，也有地方國資股東，甚至不乏央企上市公司的股東。
例如，兩家央企上市公司各自的大股東在去年7月初做出的增持計畫均為六個月增持“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2%”，而實際增持比例僅為0.00932%和0.00186%，其情況可謂極端。又如浙江某知名上市公司，其大股東去年7月初的增持計畫為“六個月內擬增持不超過5億元”，而實際增持150萬股，僅占上市公司總股本0.07%。以期間平均股價15元粗略計算，實際花費不到原預算的5%。
“通用處方”治“通病”
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大股東及董監高增持計畫往往帶有承諾屬性，但執行中，出於各種不同心態，公告披露的詳細程度“參差不齊”，有些公司對增持計畫在內容、條件和期限等諸多方面的資訊能省則省，使投資者無法形成準確預期，監管部門亦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事後督促約束。
因缺乏相對統一的披露標準，上市公司在披露時選擇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常見的包括：僅有增持期限而無具體規模，典型表述如“擇機增持”，並無任何確切股數或金額；另一種雖設定了增持規模，但披露的參數少，執行較好的會設定具體增持目標，而更多的公司僅設定增持下限或僅設定增持上限，尤其是“僅有上限”的情況較為普遍。
例如，常見的“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的2%”或者“金額不超過多少億元”的表述，即僅設定增持規模或者金額的上限卻無下限。“嚴格來說，僅設定增持上限的增持計畫，對股東是否實施增持行為，沒有任何的外部約束力。”有接近監管的人士向記者表示。
此外，在某些設定了增持條件的案例中，其設定的價格前提不夠合理。例如，某央企軍工上市公司去年7月11日發佈公告稱，公司的業務主管單位、控股股東及相關單位計畫擇機增持公司股票。同年12月15日，該公司董事會作出決議，將增持計畫實施條件明確為“自2015年12月14日起六個月內，公司股價低於34.29元每股時”，但實際上該公司股價僅在2016年年初急跌過程中有幾天的盤中股價跌破增持價，使實際增持量至今只有該公司總股本的0.011%。
針對上述種種現象，指引予以規範，列示了“增持計畫的主要內容”所包括的六個要素，即本次擬增持股份的目的、種類、數量或金額、價格、實施期限、資金安排。其中，對於“數量或金額”，指引要求儘量明確，如設置數量或金額區間的，應當標明其上限和下限，且區間範圍應審慎合理，具有可執行性。價格方面，如設置固定價格、價格區間或累計跌幅比例等實施前提的，應根據上市公司股票近期價格波動及市場整體趨勢，予以審慎確定，確保實施增持計畫有切實可行的價格視窗。
“虎頭蛇尾”需公告原因
此外，增持公告披露“虎頭蛇尾”也是現實中的一大問題。披露增持計畫時對意義動機不吝溢美之詞，至於後續進展卻僅寥寥數語乃至草草收場，尤其是實際增持結果與計畫反差強烈的案例，更是如此。
例如，某汽車類上市公司去年7月11日公告稱控股股東將擇機增持，但遲至今年2月16日，該公司也未發佈任何增持進展公告。
因此，指引強調了持續披露原則，即要求增持股份計畫披露後，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應當持續披露增持計畫的具體實施進展，尤其是當實際增持情況同計畫增持額出現明顯的差距時，相關方需說明原因。
如在原定增持計畫時間過半，實際增持數量（金額）未過半或未到區間下限50%的，甚至仍未實施增持的，都應公告說明原因。至於增持期限屆滿仍未實施增持或未達到計畫最低增持額的“極端情況”，增持主體也應當公告說明原因。
同時，鑒於弱市格局下，增持計畫同股價的敏感度上升，上市公司的增持計畫亦需要充分揭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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